篆刻首先要考虑入印文字的问题。入印文字的正误，往往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文字修养产生疑问，可是无论是国展，还是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篆刻作品中，都能够见到入印文字错误但整个印面效果颇佳的作品。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来:到底是要艺术还是要文字学？如果以篆刻艺术为标准的话，入印文字即便有误又何妨？当然我不是提倡写错字、刻错字、读错字！如果以文字学的标准来规范入印文字的话，那又恐怕是过时之举，试想千人一面的话，哪来篆刻艺术？在往届的国展或艺术评比中，屡屡出现入印文字争论的敏感问题，而现在的篆刻界早已宽容并大度起来：不管是大小篆、简文的掺和，还是简化的篆字入印，砖文、镜铭和彝器的文字入印，只要文字经过印化处理，统一协调起来就行，甚至生造入印文字也可。 
　　 
    入印文字自然有见仁见智者，但在旧的入印文字标准不合时宜新的入印文字标准没有统一之前，也就是现在，入印文字还是处于混乱状态，各有所长，各有所见，希望达成共识的一天早点儿到来。但是有一个原则我想是不会变的：不能因“字”害“艺”！目前的篆刻界早已不是明清时期“以书入印，印从书出”。 以怎样的面目来突破传统旧容，树立起自己的个性，突出印面的视觉冲击力，只要能为艺术服务，做印、造印、扣印、烧印等皆可为用。

    谈到字后，肯定就是章法。从篆刻艺术产生的那一刻起，章法就伴随而生。不论秦汉印，还是流派印，那都是时代的产物，而目前篆刻界，自然也不可能脱离时代的烙印。有人专攻一厘米的小印，甚至经常在大型展览中获大奖；有人专刻巨印，先用泥刻，后烧成陶瓷印，印面效果也颇佳。有人专攻古玺秦汉印，有人擅长流派印，有人探索“前卫印“（如公章印等），说到底还是用不同的章法来表现自己的面目。当然、也有多面手：工放兼擅，传统与流行并举，古玺与前卫同重。如何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章法呢？也许有人会笑问：“这还不简单？”我想是他还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在现代篆刻作品中除了字法之外，恐怕章法是最能突现个性与面目的标志了！许多的巧思与匠心的独运，全靠章法去表现。刀法只是服从并服务于章法需要。大红大白的对比，攲与正，点与块，穿插与挪让，宽边与细字，残损与完整，夯实与虚无等，都被当代人统而用之。要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章法，还是要在经典中开拓，还是要在古玺秦汉流派印中挖掘，只要能采撷出一点可利用之处，加以因势利导，放大并完善它，自己的面目与个性自然就突现出来。经典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会有的。经典就像一口井，挖得越深，汲水越多。

    刀法已不是当代篆刻人的终极追求，无论是磨、锉、削、敲、划、砸、剐皆可用之。只要能够体现自己的艺术思想，万法皆为我用。当代的同道在一起也很少谈到你用的是切刀、冲刀等，因为那是技法上的东西，不是篆刻的终极关怀，不是现代人的最终理想。因为我自己刻印较传统，所以我多用冲和切。艺术的路很长，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写意”印难在“意”，“工稳”印难在“稳”，“古玺”印难在“高古”，“汉印”难在“篆 ”，“流派”印难在“刻 ”，“玉印”难在“清刚 ”，“今人印”难在“经典 ”。篆刻敢于走的很远，很大程度上是入古很深的原因。一方印刻好后，至少有一两个看点，能有三个以上看点的印可谓“经典”矣 。“刀痕淋漓”是当代印人的“痛快 ”，“温文尔雅”是当代印人的“缺点”。作品的原创性，可读性，耐品性始终是经典作品的代名词。 比如提及某某篆刻家，就马上想起他的某某印，就马上想到艺术风格与流派，鲜活的面孔呈现在眼前，这才是艺术特色，这才是个性。我在刻这些方印时一改平常工稳细腻的圆朱满白印式，大胆尝试荤素搭配的“现代意识”，寓写于工，寓篆于楷，直抒胸意，忘形得意。只“工”不“写”，难以尝到“意外效果”，只“写”不“工”，又难领略“婉转流美 ” ，兼“工”带“写”，方可“带燥方润”。刻这些印时我有意识的想“突围”的小试牛刀，望方家不吝赐教。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包罗中国文化精髓的篆刻,之所以有如此之魅力,是因为对于每个创作者而言,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仅得篆刻之一二而已。越是想探得她的芳容,就越陷越深,奢望有一天能像武陵人进人“桃花源”一样豁然开朗。 印章的灵魂是线条。学古人,学名家,学到了线条就完成了一半功业。浙派在篆刻史上形成最晚,而走向绝境也最快,为什么?尽管浙派代表们刀法了得,可他们的线条质量是否就达到“灵魂”呢? 

    不要背上“创新”的包袱,“欲赋新词强说‘愁”,功夫深处却平夷。“长枪大戟”，“宽边细字”,决不是创新。篆刻家们都追求无可名状之新面目,但把握似曾相识之旧气息更为重要。

    呼应是篆刻艺术的生命。篆刻艺术是否有生命活力、情趣,关键是看它在章法、字法、刀法上的呼应运用与表现如何。呼应可以助长气势,形成节奏增加气韵。呼应可以造就印内的以虚补实、虚实相生的重要作用 。

    “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十年一剑,今日示君。篆刻对于我来说,只是跟着感觉走。“锋”是锐了点，而“貌古”却百思不得其解,昨日之“今”,即今日之“古”,今日之“今”,即明日之“古”。篆刻作品是复秦汉之“古”,还是复明清之“古”?难道“旧瓶装新酒吗？”今人摹古，古人摹谁！

    气质是决定篆刻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篆刻家的思想，情操，学识，修养和技巧即决定了其作品的气质。吴缶翁的“苍”，黄牧父的“光”，齐白石的“霸”无一不是他们的气质在篆刻作品中的体现，那些“龌龊气”“匠气”“俗气”，决无篆刻的气质可言。

    无个性的书法，就无个性的篆刻。“印从书出”“书从印入”倡导了几百年的至理，无非是倡导个性，倡导篆刻家们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红杏枝头春意闹”，“僧敲月下门”，一“闹”字一“敲”字，不正是诗人“个性”的证明吗？“书无意于佳乃佳”。兴到刀随，运筹印稿于腹，见美石而动，有心德而发，适时令而作，一气呵成，钤盖于白宣，孤芳自赏一番，此乐何极！然刻印难，盖印更难。经过精心设计，精到镌刻而成的印章完成后，要想盖出一方自己满意的印蜕太难了。几十方印蜕选一也可，而半晌没盖出一方满意印蜕，那创作时的得意可就去了九霄云外了。

    艺术形象愈是含蓄，概括的生活容量及其实际意义就可能更加深广，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就会愈大，使观者寻味就越多。意在先匠心独运，味在中气韵为上。“精微之处见功夫”。虽雕虫小技，“小”处则体现出大家艺术风范，“小”处则渗透着艺术家的匠心与独运。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愿这些“闲话”能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