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与杜文娟，这两位当代陕西最具实力的青年女作家，近年来在全国文坛也颇具影响。周瑄璞的中短篇小说，在全国各大核心期刊纷纷抢滩登陆，其作品数量之丰，质量之高，俨然已进入中国最具实力的女作家之列。而杜文娟新近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阿里，阿里》，以其题材之特殊，内容之宏大，而成为当下中国文坛一个新亮点。

    周瑄璞祖籍河南，童年到西安，现在某出版社任职。杜文娟祖籍汉中，曾多年就职于陕南某水电站。周瑄璞作为在千年古都西部文明的中心西安成长起来的作家，作为都市白领，其作品大气稳重，有大都市现代气息。而杜文娟由于其水电站远离大都市的喧嚣，工作的野外性质，加之她性格机灵开朗阳光，她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作为一名驴友而去用双脚阅读祖国的山山水水，其作品便多了些陕南山水乡野的灵秀之气。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原因，都市是文明的聚集地，周瑄璞有条件接触最前沿的文化，且濡染其中，其作品就富于都市文明，多书卷气。而杜文娟接触的祖国各地，更多的是一些少人烟的所谓蛮荒之地，这实际上是现实生活，是另一种文明，一种鲜活的、底层的文明，其作品多纯朴的大自然气息。

    可以说杜文娟的写作是主流的，时尚的，不论是早年的青春爱情题材，旅游行走“在路上”题材，还是近年来的地震题材，西藏题材，都有一种时尚气息，或者说现实气息。其作品多富于对主流意识的认同与介入，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参与其中的意识。而周瑄璞的写作是一种常态写作，对现实生活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性视角，对重大题材有着一种有意回避意识，她曾说“歌颂是文学的大敌，作家更多的是反思、审视社会与人性，敢于面对内心深处最隐秘晦暗、甚至不光彩的东西。”如此，可以说她的写作是一种倾向于经典性的写作。所以，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发现活动的话，那么，杜文娟是向外的，去发现大千世界，社会人生，她的写作在向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的广度上作着努力。而周瑄璞是向内的，用她的话就是，“我把我的这种小说叫作心理小说，这可能也是我今后的创作路子，进入人内心最深不可测的地方，梳理那些看似没有规律的东西。”她在向文学的心灵层面上的深度作着探索。

    周瑄璞多理性，杜文娟多感性。这多来自于她们的个性气质。周瑄璞多文静内向与都市文明的理性，三思而后行，把她的泼辣劲都用到了她的作品中去。而杜文娟多外向活泼，多乡野的那份纯朴，心直口快。周瑄璞重视阅读，操千器而后晓声，她的写作有着无数文学前辈可资借鉴的路径。如宋代诗歌“以学问为诗”，她可以坐于室内仅凭想象来创作。她对文学本体有着较强的认识，有着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而杜文娟的写作只能于实际行动中寻找创作灵感与题材，她在写作上是强烈的行动主义，对切身体验与感受依赖性很强。亲临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只相信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的。她的写作较少依赖书本，她的写作灵感往往不是来自于阅读，而是亲身体验。所以也可以用唐诗来比拟她，“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如果说周瑄璞是读万卷书，那杜文娟就是行万里路。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她们二人的一些特征有互相交叉融合，只能说目前大致如此。

    她们两人经过多年的写作实践，周瑄璞逐渐有了明晰的小说理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写作方向，这是写作走向深化与成熟的标志，是达到了一种自信与境界，语言犀利酣畅的风格化，故事情节的淡化、诗化、心灵化，写作态度的坦诚化。探索内心深处，却并不流于玄虚，而总是“常取类型”，总有世俗生活的温度与人性必要的恒温，主人公常常有自己心灵的影子，以己之心来体察万物，同时又反省自己。文学写作也成为提升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这也与她的小说写作态度的坦诚化相关，是一种人文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格化写作形态，这在女作家中是难得的。她能把小说写得也容纳进杂文随笔之长，小说中故事叙事视角中融入文学批评、社会批评、人性批评等多重视角，让小说成为具有多义多味的审美形态，打破小说就是讲故事这个传统观念。如果说周瑄璞的中短篇小说写作渐入佳境，那杜文娟的写作还暂不能这样说。这并不是说她的文学成绩不能与周瑄璞相比，而是说这主要与她笔下的题材有关，与她的写作形态有关。青春爱情题材，地震题材与西藏题材，这些题材的特殊性，对于一个女性作家是一个考验，如同她所看重的身份是“资深驴友”一样，她的创作似乎永远“在路上”，富于冒险精神，尝试精神。可以说，她的写作更为坚实，每一次社会重大事件，她多积极参与。她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开始，都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全身心投入。作品题材大，但大有大的难处。现在她的长篇非虚构文学《阿里，阿里》已经完成，获得好评，取得很大成功，但下一部作者该写什么，这是个问题。当然，作家的创作存在间歇期这是正常的，但像她这样，间歇期存在不确实性。困惑，也可能是下一部更成功作品的催化剂。她坚持她的写作形态，这也是一种执著的境界。可以说她的每一次全身心投入地写作，都是一次生命的探险，她似乎在考验自己的生命丰富多彩的极限。

  周瑄璞相对来说，就自由多了，她与所谓社会重大事件，保持着适当的警惕，保持着一种文学应有的冷静旁观的独立心态，一种低调的介入，写自由意义普遍意义上的纯文学，我手写我心，从最身边的世俗生活也能写出深刻的人性。她曾在文章中写过一段话：“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很多人认为作家生活能力很差或者应该很差，所以不少作者理直气壮地弄不好自己的生活，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过好每一天，生活第一，写作第二。因为只有生活好了，才能内心好，才能写作好。文学就像爱情，你太在意她太依赖她，总想抓住她不放，也许你会更快失去她。”有与她相知的评论家说她是个很不容易的“明白人”，大概是指她这种对文学认识与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当然，她们都是“明白人”，理论素养相对较强一点的周瑄璞所说的那些“明白人”的话，杜文娟又何尝不知，只是她没有明确说出而已。作为作家，所谓明白，只是相对而言。可以说每个人也都有其自己的困惑与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之所以要从事某种活动比如文学创作，其动力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其“不明白”，来自于其“惑”，而不是来自于“明白”。这也许正是文学的奇妙之处罢。

    要比较二人的文学成就，可以说不相上下。杜文娟的作品多重大题材，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要大一些，干预社会生活的强度要大一些，更有切近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作用与意义。所以说她的作品更“实”一些。但是，也可以说她“实中有虚”，作为女性作家，她这一份强烈的纪实精神，本身就是很奇特很可贵的。她的写作形态，让我想到台湾作家三毛，万水千山走遍，在远方寻找精神家园，历尽艰难而不悔，对文学依然纯情如故。杜文娟许多看似宏大主题重大题材的表面之下，有着作为个体女性的真实内心体验，至情至性，在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她多次真实地写到她感动得“号啕大哭”。她就是这样在很多时候不掩饰自己的单纯，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的纯真境界。而周瑄璞的作品多饮食男女的内心世界，在这个物质化时代里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要相对弱一些，所以说她的作品要更“虚”更“空灵”一点。但同样，她也是“虚中有实”，她对现实生活的许多感悟，都如盐溶水，如杂文随笔，酣畅犀利，一个女作家，有如此社会关注情怀，其文学担当意识，比许多陕西男性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难能可贵。

    再提及一点，周瑄璞与杜文娟，她们确实都是美女作家。在庄重有余的陕西文坛，似乎与各种潮流写作无关，要说谁是身体写作，那就被等同骂人话，偶尔也听到有叫“美女教授”周燕芳，而很少听到美女作家这一说，这也许是陕西作家男性气味过重的原因罢，厚重的陕西文学似乎不能兼容下红装丽影的轻灵气息。不过我觉得，称周瑄璞与杜文娟二人为“美女作家”倒是很恰当。依我看，她们二人若遇在一起，那就是黛玉与宝钗相会。从外形上看，文娟是黛玉林妹妹，瑄璞为宝钗宝姐姐。而从精神气质上来看，角色又互换，瑄璞为林妹妹，文娟为宝姐姐。因为文娟多一点男孩子的干练劲和明理识体，而瑄璞多一点才女的矜持与含蓄空灵。在人们的想象中她们的相遇会上演“半含酸”，或如平常女人间常见的嫉妒小心眼之类。事实上她们私下少不了“兰言解疑癖”“互剖金兰语”的惺惺相惜场景，谁让她们同是当下陕西青年女作家的佼佼者呢，低头不见抬头见，女人善良的心性也会起作用。我前不久就有一次远远地看见她们二人在一个文学会议上，坐在一起交头接耳作窃窃私语亲密状，当时我就联想到《红楼梦》中钗黛互诉衷肠的场景。我想，此二位陕西美女作家崛起于中国文坛，这可能是文坛以后长时期的一道风景线，也未可知。文/杨柳岸【原标题：周瑄璞与杜文娟——浅论两位陕西实力派青年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