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心芳，１９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出生于河南省临颖县石桥乡方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方殿铭是清代的末科秀才，河南开封师范讲习所毕业，做过小学校长和县教育局长。

　　方心芳于１９１３年入本村国民小学，成绩优良。在临颖县第一高等小学学习两年毕业后，１９２２年到卫辉府（今河南汲县）法文学校学习３年半取得毕业证书。随即在上海中法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补习１年，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１９３１年毕业。上海劳动大学是一所免费的大学，强调“双手万能”、“劳动创造世界”，因而注重亲自动手和联系生产实际，这为方心芳后来一生不忘解决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问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由于他的毕业论文得到导师、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魏?寿的赏识，毕业后便被推荐到设在天津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称“黄海”）发酵与菌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黄海”是一个以工业救国为宗旨，为振兴中国工业打基础的私营学术研究机构，十分重视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这使方心芳在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获得了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１９３５年，他在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和化学家孙颖川等的关怀和支持下取得“庚款”资助，到比利时鲁文（Ｌｏｕｖａｉｎ）大学的酿造专修科学习，获酿造师称号。１９３６年分别在荷兰菌种保藏中心和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根霉和酵母菌分类学，１９３７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卡斯堡研究所研究酵母菌的生理学。游学两年，走访４国，他遇到过像Ａ．Ｊ．克鲁维（Ｋｌｕｙｅｒ）、Ａ．季也蒙（Ｇｕｉｌｌｉｅｒｍｏｎｄ）和Ｊ．娄德（Ｌｏｄｄｅｒ）等国际上第一流的微生物学家。他时刻记住，他是为了解决祖国发酵工业中的微生物学问题出国的，与其停在一个学校取得学位，不如多到几个实验室学会更多的本领。在国外不长的时间内，他发表了从国内带去的菌种的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些根霉和酵母菌新种。

　　抗日战争爆发时，方心芳正在丹麦，当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了在国外的访问研究，匆匆赶回祖国，参加伟大的全民抗日救亡斗争。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奉范旭东之命到了重庆，一面为“黄海”内迁作准备，一面开展用甘蔗糖蜜生产酒精作为汽车能源的研究。１９３８年８月，“黄海”在四川五通桥市建址，方心芳即举家来此居住。１９４０年他受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聘请为农产制造科兼任教授，１９４６年兼任科主任，１９４７年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心芳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１９４９年底，他迁家于北京，在位于北京芳家园的“黄海”任研究员兼副社长，并领导该社的发酵研究室。１９５２年１月，“黄海”由重工业部接管，１９５３年２月发酵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的菌种保藏委员会。１９５７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成立，方心芳任研究员、副主任。他吸引了一批高级研究人员充实研究队伍，在工业微生物学方面开展了选种、分类、酶学及生理学方面的工作。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他被任命为副所长兼工业微生物学研究室主任。他领导了酵母菌分类、遗传育种和青霉、曲霉、根霉、白地霉、乳酸菌、醋酸菌等的分类研究，选育出大批优良菌种应用于工业生产，还开展了丙酮丁醇、氨基酸、调味核苷酸的发酵生产研究，创立了烷烃发酵生产长链二元酸的生产工艺。他主持的科学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三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５０年代在我国建立了地微生物学（包括石油微生物学和细菌浸矿等）、霉腐微生物学、甾体微生物转化等新的分支学科和领域，对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１９５５年他曾率领微生物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为两国微生物学家之间建立友好联系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７９年方心芳被任命为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８０年代后，方心芳年事已高，但仍然孜孜不倦地为我国的工业微生物学培养人才，规划未来的学科发展，对我国的酿造工业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指导过不少工厂的新产品开发和生产。对登门拜访者或信访者，从来是有问必答，来者不拒，他说过：“我虽然年老体弱，但能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挥余热，感到踏实，精神愉快。”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４日，在他临终前几小时，他还在和他家乡酒厂负责人研究产品质量改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我国传统发酵产业的贡献

　　方心芳早年就立志献身于工业微生物学。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便是“中国酱醪中之数种酵母菌”。参加工作后在“黄海”社长孙颖川指导下，他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改良高粱酒的酿造方法。他们用高薪招聘酿酒师傅，在社内建立实验工厂进行试验。通过化学分析，找到了酿造高粱酒时原料利用率太低的主要原因是大曲中的有用微生物活性太低。针对这个问题，选出了糖化力强的米曲霉和发酵力强的酵母菌做成麸皮曲，并加入酒母来代替原有的大曲，结果既提高了出酒率，又节约了制曲用的粮食原料。１９３２年创建了威海酒厂，他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到唐山和山西汾酒厂做考察，写出了关于我国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这些成果至今仍对我国的酿酒行业有重要参考意义。山西汾酒厂在６０年代总结传统工艺时，方心芳的“汾酒酿造情况报告”就被作为重要文献资料使用。抗日战争期间，方心芳和同事们一起，成功地用人尿代替硫酸铵以糖蜜为原料发酵生产出了酒精，为缓解大后方汽车能源困难做出了贡献。在四川乐山全华酿造厂，他进行改造酿酒用大曲的试验，在大曲中接种曲霉、根霉和酵母菌，提高了大曲的糖化和发酵效率。同时对制曲的场所曲房进行了改造，实现了一年四季生产大曲。可惜在当时未能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节约酿酒用粮成为突出的问题。１９５１年方心芳在轻工业部召开的酒精生产会议上，根据自己过去的成功试验，重新提出了改造大曲的主张，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１９５２年，方心芳带领一批科技人员在北京酿酒厂开展工作，将用大曲酿制二锅头酒的传统生产方法改为用麸皮曲生产。这项工作对后来在全国普遍推广的“烟台酿酒操作法”的形成有重要影响。１９６０年，他到酒乡茅台实地调查，并派人常住酒厂进行大曲和酒醅中微生物的分离，同时组织力量在北京的实验室中开展鉴定工作。这项工作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进行得很深入，但通过这项工作，一方面获得了一批在后来研制白酒新产品常采用的纯种，同时提出了茅台酒酿制过程中特有风味主要来自耐高温细菌的立论，在７０年代易地仿制茅台酒时，这些研究成果起了重要作用，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７０年代我国对浓香型白酒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方心芳怀着满腔热情给予支持和提倡，并指导人们在自己的故乡研制了一种优质浓香型白酒。他曾对我国３０年来酿酒技术的发展做了如下的概括：“５０年代主要是提高淀粉利用率，６０年代是提高白酒质量，７０年代是试验和推广浓香型白酒的酿造方法，８０年代将是试验推广茅台酒曲型特高温酒曲，在各地生产茅台酒型白酒的时期。”的确，如他所预料，８０年代我国从南到北出现了一批风味与茅台酒类似的酱香型白酒。

　　除酿酒外，方心芳对山西陈醋、四川麸醋、豆瓣酱、腐乳、泡菜等，都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在他对中国传统发酵食品进行实验研究的过程中，对祖国应用微生物的历史也作了深入的钻研，发表过“曲蘖酿酒的起源和发展”等一系列论文，为总结和发扬我国应用微生物学的卓越技术作出了贡献。１９８６年他应约与国外学者一起发表了题为“中国发酵食品史”的专著。

    对建立我国现代工业微生物产业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方心芳在四川即用霉菌发酵法从当地盛产的五倍子生产出没食子酸，为同事们提供了合成染料和药物的原料。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是方心芳实现自己理想和展示自己才能的好机会。他领导开展了大量的工业生产用菌种的筛选，获得了一批优良的生产菌种，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粮食。１９６０年他在化学家黄鸣龙的启示下，领导开展了微生物转化甾体化合物的工作，为我国今天的甾体转化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领导开展的氨基酸发酵研究，为此后我国的氨基酸发酵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１９６４年方心芳听说有的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能力生产调味核苷酸，他很不服气，为此他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班子，分工合作，利用微生物所保藏的雄厚菌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筛选出了优良菌株，并建立了一整套发酵、提取工艺，在我国最先实现了用酶解法生产核苷酸。１９６９年，尽管“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干扰着科学研究，方心芳考虑到今后石油发酵的发展趋势，不顾当时的种种困难，组织了烷烃代谢研究组。通过收集、鉴定发酵烷烃的微生物菌种，选出了优良菌株，并采用诱变育种技术创立了烷烃发酵生产长链二元酸的新工艺，为合成麝香、香料、热焙粘合剂和工程塑料提供了重要原料。

    组建菌种保藏机构，培养微生物学科技人才

　　方心芳一生为我国的菌种保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大学毕业开始，他始终注意收集、保藏各类微生物菌种。１９３７年在荷兰菌种保藏中心工作期间，由于方心芳对菌种保藏事业的积极投入和认真精神，被Ｊ．韦斯特・迪克（Ｗｅｓｔｅｒ Ｄｉｊｋ）聘请为该中心的国际赞助委员会委员。在抗日大后方，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他总是想方设法把菌种保护好，使其避免损失。１９５０年冬，当美国侵略军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时，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到“黄海”征询如何转移保藏在大连科学研究所内的微生物菌种时，方心芳提出了设立全国性菌种保藏机构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１９５１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全国性的菌种保藏委员会，委员会就菌种的收集、保藏和各有关单位的分工合作等提出了有益的建议。１９５３年初，菌种保藏委员会成为具有实体的科研机构，在方心芳的具体领导下着手积极开展菌种收集、保藏和研究工作。１９７９年，方心芳被任命为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经过多年努力，今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菌种保藏库已用当代最先进的手段保藏着近万株菌种，每年向国内外提供菌种数万株，对我国微生物生产领域和微生物学的科研、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方心芳为菌种保藏事业所做出的贡献，１９８２年他的老朋友、日本著名微生物学家、世界菌种保藏联合会前副主席饭冢广教授在访问方心芳后，曾在日本杂志上著文专门作了介绍。

　　为使我国工业微生物学事业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并能解决我国有关生产上提出的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方心芳十分注意培养人才。当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成立时，他就积极推荐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国外学习，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微生物学各有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１９６２年，党中央在科技界贯彻“科技十四条”，提出科技界要“出成果，出人才”时，他组织研究室的全体同志进行基本功训练，他提出下面的口号：“自学好，教人好，才是学习好；研究有成果，方是完成任务。”３０多年来，他在工业微生物学的各分支领域设法物色合适人才，亲自为他们确定专业方向，提供尽可能的便利条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努力奋斗十几二十年后成为本行业的专家。对于青年，在他们开始工作最初几年，方心芳并不把他们的工作范围定得过于狭窄，而是强调基本功训练，特别是识别各类微生物的能力，注意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３０多年来，尽管受到种种干扰，到今天，他亲手培养的高级研究人员有数十位，有的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方心芳在他６０多年的科学生涯中，自觉地克服一切困难，为国家、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在选定科研课题时，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急需作为他的主要出发点。他在解决某些重大的课题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对关系到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小问题，也同样兢兢业业去研究。当总结从事工业微生物学研究５０年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人民的需要就是方向，国家需要工业微生物学为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服务。需要就是催他出征的战鼓。在他上百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正如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拓荒者范旭东所说：“方心芳先生心目中的微生物，决不比一条牛小，他是一个忠实的牧童。”他为了祖国的需要，为认识、应用、驾驭和改造微生物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对我国工业微生物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程光胜)【原标题：方心芳――我国现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