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最近出版，这也是他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说是他用50年时间积淀，追溯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心灵史”。本报记者4月10日对李佩甫先生进行了专访——

　　□ 本报记者逄春阶

　　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特别爱用“平原”这个概念，小说中，还写到了平原省，你笔下的“平原”具体含义是什么?

　　李佩甫(以下简称李):我老家是河南许昌的，我非常喜欢这块地域，但是我小说中的平原已经不是现实平原，是虚拟出来的，是在脑海里发酵、浸泡，长期酝酿之后再现的平原，是我生命中的平原，文学中的平原。

　　记:我最早读你的小说是中篇《红蚂蚱 绿蚂蚱》，写得非常从容，不急不慢。我记得题记是用泰戈尔的诗:“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这次在《生命册》中，你又把这句诗拿来当了题记。

　　李:写作是一个东奔西突、苦苦寻觅的过程，我从1978年发表作品，到1986年才发表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独特认识的作品。这就是那部3万多字的中篇《红蚂蚱 绿蚂蚱》。

　　三十年前，我看到了泰戈尔这两句话，我很欣赏这段话，人只有拉开距离之后，才能看清你家乡的那些人和事。曾经有一个作家说过，我父亲当了六十年农民，他也写不了农民。真正的农民不可能看清自己的生活，只有拉开距离之后才能看清楚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记:这次看完《生命册》，又读了一遍《红蚂蚱 绿蚂蚱》，感觉它是《生命册》的草图，或者说是一次预热。可以这样说吗?

　　李:我写完《红蚂蚱 绿蚂蚱》，感觉找到了写作的方向，这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我有了自己的“村庄”。后来，通过十多年的努力，我找到了“平原”。这是我的写作“领地”。尔后就有了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和这部《生命册》，我也成了一个“平原声音”的种植者。

　　记:特别欣赏小说开头:“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

　　李:小说的第一句话很难写。我一般用第一句话来确定整个长篇的情绪和语言走向。有时，为寻找一部作品的语言情绪(也就是开头的第一句话)，我会傻傻地一坐几个月，那是最苦的日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们常年被西方和拉美文学所笼罩，比方说行文中爱套用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的“多年之后”句式开头。这次我想在文本上作一些探索。首先长篇用第一人称来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再一个用树状结构表现这块土地，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大量的内心独白，对乡村的认识和了解，主写它的“背景”，这种回溯式的描写也是第一次。

　　另外，一部长篇，时间的跨度大，我整整写了一个人的五十年。我没有完全按时间的流程，是按照心理流程来组合的，这是我的一种试验。它更像是一本自省书，是自说自话。

　　是“物”绑架了“人”

　　记:这部长篇，最可贵的是直面现实，不回避当下的矛盾，写到了拆迁、写到了上访等等热点问题。

　　李:我们平原上有句土话叫:“牛”已经被人牵走了，我们还在那里吃力地“拔橛儿”呢。这些年来，两个“市”，把全国人民都卷起去了。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楼市”，让所有人都在欲望的漩涡里挣扎，是“物”绑架了“人”。

　　经济与世界接轨了，可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在市场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标尺”。“标尺”是人家的，“红绿灯”也是人家的，有什么办法呢?

　　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全新的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大地已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是的，这一切都离我们很近。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记:书中的那个“骆驼”，已经完全成了经济动物。最后自我殒命。

　　李: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撒一泡尿就挣了一千万，路边有一个售楼处，他说我是买楼的，我把这全买了，第二年房子涨价了，就挣了一千万。其实，我们每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骆驼是时代的弄潮儿，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一开始就种下的，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最后，拥有亿万资产的骆驼还是从十八层大楼上跳下去了。可杀骆驼的是他自己，是精神上的“贫穷”。骆驼不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树疼吗?我替它疼

　　记:小说中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描述，非常让人震惊。有些意象比如一颗人头滋养的“汗血石榴”，太吓人了，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你在写这个意象的时候，灵感来自哪里?

　　李:你参观过盆景园吗?我多次看过。那一株株价格不菲的盆景，被铁丝捆着、箍着，作出各种造型。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树是自然生长的，但这里的各种盆景都是经人工修饰的，那所谓的“美”也是病态的。我看了特别不舒服，树疼吗?我替它疼。另外，我想说的是，谣言是可以杀人的。在民间，口口相传的，也未必都是真实的。比如:只要有一个人说，“汗血石榴”花盆下埋的是一颗人头，人们就都信了。当然，在书中，这是条伏线。

　　记:你对植物很有感情，在好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在《李氏家族》中的败节草，比如《城的灯》中的会跑的桐树。

　　李:我喜欢写植物，在《生命册》中，我把人当成树，平原上几十种树，我是认真研究过树的，跟木匠认真研究过树，这些树为什么离开土地之后变形，这样的土地为什么生长这样的树木、植物，是跟这样一块土地有关，这样的土地很难生出栋梁之材，原因很复杂。

　　记:你写的主人公吴志鹏乳名“丢儿”，也就是“我”，有丢失了故乡的感觉。或者如植物抖落了泥土。怎么摆脱这样的命运?

　　李:书中的“我”说: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这是发问。

　　我在乡下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九点钟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只碰上了一条狗。狗看着我，我也看着它，不知道它想问什么?“我”说过一句话，过程是不可超越的。我们还是要相信时间。

　　相对保守又不甘沉沦的一代人

　　记:山东作家张炜的《你在高原》，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故事。你塑造的吴志鹏和“骆驼”，也是那个年代生人故事。“50后”这茬人，现在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各行各业，都有着精彩的表现。你概括一下这代人的特质如何?我感觉，五十年代生人作家，正进入第二次爆发期，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你同意我的判断吗?

　　李:五十年代生人，都是受过理想主义熏陶或梦想教育的一代。这代人有底线，是相对保守又不甘沉沦的一代人。在单一的年代，我们渴望多元；在多元化时期，我们又怀念纯粹。但社会生活单一了，必然导致纯粹，纯粹又容易导致极端。社会生活多元了，多元导致丰富，但又容易陷入混沌或乱象。这是一个悖论。

　　我们这代作家，最初，应该说是一代不为“稻粮谋”，以写作为生命的。能走到今天，都是不容易的。八十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黄金时期。到了今天，这代作家(包括我自己)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写作的“瓶颈期”。尤其是在文本意义上，还鲜有代表本民族的最好文本。在有生之年，我们当然渴望有所建树。

　　“指甲里想开花”

　　记:你说过一句很新鲜、很形象的话叫:“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李:写作，尤其是长篇创作，是个力气活。有苦的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候。每当写不下去的时候，或是找到了一句最准确表达的时候，指甲缝儿里会发痒，有时候会疼，不停地抠，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

　　记:我注意到你写到声音有了颜色，比如青蛙叫是什么颜色，骡子、马叫是什么颜色，写得很形象，这种通感，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李:乡村的记忆(尤其是关于声音的记忆)来自童年。只是，它需要不断地在脑海中浸泡，不断地补充……让记忆的色彩一次次幻化。

　　记:在书中，你用书中主人公吴志鹏(即“我”)说:“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这是风的缘故。”一种风，流行风。

　　李:作品中说的风，是指平原上的风。你到俄罗斯，或是南方，就不是这样。因为平原上的风，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那边刮过来(尤其是冬、春天)的，它荡荡而来，刮着刮着，到了平原上就缓下来了，大量的尘埃就落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平原上的树叶不可能是干净的。

　　你也可以理解为隐喻。在一个时期里，潮流决定风尚。物欲被刺激的时代，社会普遍存在着“投机心理”。当人人都渴望越位，渴望靠投机成功，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人一旦越过了底线，就不成其为人了。

　　记:你到过山东的什么地方?

　　李:我曾经到过山东的济南，是路过。后来参加一个长篇研讨会，去了淄博，临沂。临沂的水真好。人也好。山东我有好多朋友，比如作家张炜、刘玉堂等等。

　　记:下一步，有什么创作打算?

　　李:需要补补气，充充电。我要种的，自然还是“平原”。也打算在文体上作一些尝试。【原标题：李佩甫:“平原声音”的种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