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小说，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等多项大奖，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

    新小说在“写脚印”

    孙竞：关于“平原”，你一直有写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2003年又出版了《城的灯》；到今年，《生命册》是第三部。这三部曲是怎样酝酿、产生的？

    李佩甫：每一个作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或者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内挖一口井，我是在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找到了我的领地，就是豫中平原。这个平原已经不是具象意义的平原，而是变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虚拟的平原，和原来具象是有一点差别的，就是作家心中的平原。《羊的门》是“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当时就想写这块土壤，想写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叫做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觉得《羊的门》主要是写草的，就是把人作为草来写，写这块土壤的生命状态，就是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当时是这样一个考虑，写了《羊的门》。1999年写的《羊的门》，2003年出版了《城的灯》，这时候关于写“平原三部曲”的想法在脑子里才是完整的，我要再写一部，更全面地、更宽阔地、更丰富地展现这片土壤的生命状态，我个人叫做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就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这块土地上的生命现象，这块土地的生命状态。《羊的门》就是写草多一些，《城的灯》是写逃离的，就是从土地逃离乡村，是一种对灯的向往、渴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是写叛逆的。到了《生命册》更本土一点，就是写到知识分子，就是这块土地上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更多是写他的背景和土壤，写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这样的话，“平原三部曲”就是完整的，在我心中需要完成的，我前后花了十二年写了这三本书。

    孙竞：《生命册》中的很多人物在时代变迁中，都发生了变化。比如“骆驼”开始是直爽侠义，最后变得贪婪狡猾。梁五方，原来聪明能干，最后成了流氓这样的人物。每个人最终都走向一个和自己的理想比较相反的道路。这样写是为了表达什么？

    李佩甫：我是想写一部内省书，是对自己五十年的重新再认识。我觉得几乎是叫做“写脚印”的，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如果你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你的脚印，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会走得更好一些，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本书可能更多的就是写这五十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人在这块土地上是怎样变形的。特别是写到各种各样的树，在平原上我跟乡村的木匠谈过很长时间，这块土壤的树离开土地之后会变形的。再一个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与中国五十年的巨大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人在走过这五十年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单一的年代，我们是渴望多元的。但是单一的年代容易导致纯粹，纯粹又容易导致极端，现在社会生活多元了、复杂了、丰富了，各种颜色都有，但是多元化之后，又会带来一种复杂、混沌、混乱，这时候人们又渴望纯粹。

    作为一个生命，他走过了五十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他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发现他是边走边看，看一看自己的脚印，在一个人思念家乡，回忆故土的时候，他发现他竟然有这么宽阔的背景，他身上竟然背着这么多沉重的负担。同时呢，他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认识，是一种很驳杂的，很混沌的，很矛盾的一种现象，是这样一个人。

    写到“指甲开花”

    孙竞：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于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葆有各自或大或小的理想，这些人物，又寄予了你自己怎样的理想？

    李佩甫：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我有一个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的，凡是无用的，都是无价的，比如一个桌子，哪怕是金的，也有价格，比如说百米赛跑跑了9秒，足球运动员踢进了一个球，再比如说凡·高画了一幅画。踢进一个球有什么用？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百米赛跑跑了9米没有任何用处，一幅画对一个具象的生活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它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人类想象力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想象力，我们不一定有飞机，如果没有相对论，就不可能发现原子弹。

    凡是无用的都是无价的，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的，我觉得文学应该属于这个范畴，它提供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一个沙盘，什么叫好？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文学给你提供一个一个沙盘，让现实生活的人在这里面，期望找到一种更适宜人的好的生活。所以看似文学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对于人的心灵是有用的，它可以对人类想象力提供一个沙盘作用，是这样。

    孙竞：你写的中原乡民，身上有坚韧、顽强的优秀品质，但也毫不客气指出他们身上的那些顽疾，比如嫉妒、冷漠。你曾经说，在写这些乡民的时候，“有一种指甲里开花的感觉，特别疼”，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李佩甫：我写的平原，应该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对我的家乡，对这块平原，应该是有深深的情感在里面，热爱着这个故乡。这本书就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这块土地，反省我的亲人们，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写的时候，每当写到他们，心里有点痛，当你拿笔的时候，或者打电脑的时候，真是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疼，就是说一个作家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不是你在写，是生活在写你，是它引导着你走，而已经不是你在写作了。在这块土壤，人们这种生活，这种经历，对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跟他们同命运。

    孙竞：你在书前面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你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了家门和内殿吗？

    李佩甫：我二十年前非常欣赏泰戈尔这句话，就是说人只有走出来，拉开距离，才能重新认识和看清自己最早生活的这块土壤，如果他生在其中，他永远是一个农民，农民不可能全面认识自己，认识生活。二十年前我非常欣赏这句话，立即记住，我觉得用在这本书里是很贴切的，因为吴志鹏这个人物是走出来的，他是个孤儿，乡民们养育他长大，而他走出来了，他的良心上有愧，他背负着这块土地，他身后有很多双眼睛。他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不是人的缘故，而是风的缘故，就是说一个时期的风尚会影响到这个地域生活的人们。他这样一步一步走开来的时候，他对家乡才能越看越清楚。只有拉开距离，这个距离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然后对那一片土地，那种生活，才能看出它的问题来。孙竞【原标题：李佩甫：文学因无用而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