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

　　1953年出生于河南许昌，著有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中篇小说《黑蜻蜓》《村魂》《田园》。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现任河南省作协主席，新作《生命册》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羊的门》里他对官场进行了深入刻画；在《等等灵魂》里他对商场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次到了《生命册》，他又想说些什么呢？前后五年，河南作家李佩甫构思完成的最新的长篇小说目前已在《人民文学》杂志完成连载。

　　我把人当植物在写

　　新京报：你“平原三部曲”的前两部《羊的门》、《城的灯》，名字都来源于《圣经》，那《生命册》是怎样的出处？

　　李佩甫：《羊的门》我是想写草的故事，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名字，一直到作品将要写完了我却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字，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翻了翻《圣经》，发现了关于“羊的门”的一句话，就用了这个名字，后来《城的灯》也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但《生命册》不是，这个名字是根据这部长篇的形式来决定的，它更切近我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

　　新京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李佩甫：我觉得《生命册》这个名字更切近平原，它更有一种背景的感觉，更有一种树状的、放射的感觉，代表了一个平原上的众生相。我的核心是背景和土壤，但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我把它命名为《生命册》。

　　新京报：说到树状、放射的感觉，这似乎也是你希望在书中结构体现出的效果。

　　李佩甫：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我是把人当做植物来写的，在《生命册》这本书中我主要想写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我的核心是一个人的背景，是他生长的土壤，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平原上的“植物说”。

　　新京报：把人当成植物来写是什么意思？

　　李佩甫：在《生命册》里我想探究在我们生长的平原上，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在结构上选用的是一种第一人称的树状结构。

　　新京报：具体说说树状结构是什么样的？

　　李佩甫：它是放射状的，我会从风、树、尘等写起，写一个人五十年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心灵史。其中我使用了一些草蛇灰线式的隐笔，用心安排了一些导线，比如贯穿始终的“见字如面”，这是父系记忆的导线，而“给口奶吃”是母系记忆的导线。两者合起来最终就成了小说那种树状的结构。

　　这是一部总结性的作品

　　新京报：为什么你会对人与植物的关系感兴趣？

　　李佩甫：我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每个作家都有了自己熟悉的领地。但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后来经过多年的追寻、摸索才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平原。这个平原已经不是生活中原始意义上的平原了，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平原，一种虚拟意义上的平原。所以我开始想写人与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探究平原上的植物是如何生长的，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存背景。

　　新京报：听说你创作《生命册》花了五年的时间？

　　李佩甫：我是五年前开始构思这部长篇的。我创作有一个习惯就是开篇的第一句话要找到整部小说的叙述情绪，或者说是语言情绪。我觉得对于长篇小说整个情绪走向，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五年前写了好几个开头，最长的写到一万多字，但都不成功，我觉得没有找好情绪，就把它放下了。

　　新京报：之后如何连接上的？

　　李佩甫：之后我到我童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乡村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了。有一天早上九点钟我围着村子转了一圈，那是一个有三千人的大村，可我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却碰到了一只狗。这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乡村真是绝然不同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剩的都是老人，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重新体验到生活在城市、乡村的感受，重新唤醒了我的记忆，我就又开始动笔。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三年的时间吧。

　　新京报：《生命册》是《羊的门》、《城的灯》的升华吗？

　　李佩甫：这部《生命册》应该算是一部总结性的作品。

　　在这部书中，我想写出主人公为什么最终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与他自己的背景有着何种关系。在书中我也总会提到“他身后有人”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部书中“我”的内省书

　　新京报：书中的时间应该是从大跃进到当下，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段时间？

　　李佩甫：因为这五十年是中国社会进程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十年。它涵盖了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国民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块平原上的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五十年我想从两个层面上来思考，一个是从乡土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他身后的土地，他们在这五十年的变化之中一次次在认识上达成了契合，彼此影响。我觉得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沙盘、参照系，所以我很想通过小说来研究我们这块土壤的变化。

　　新京报：你发现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李佩甫：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那种我们所想象的，所期望的理想生活，到最后却发现完全陷落了。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心灵回归大地的时候，大地却满目疮痍。我们丧失了很多东西，我们看见危险了，但我们却没有敌人，真正的敌人便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想通过这五十年达成对平原生命状态的一种研究，一种关于灵魂的思考，一种追问。其实是一部书中“我”的内省书，是他对自己五十年的一种反省与探讨。

　　现在很难找到安静的书桌

　　新京报：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的探索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

　　李佩甫：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中国作家的黄金时代，那时所有的作家都会张开毛孔吸收外来的影响，比如好的文学作品的影响，那时曾产生了一批好的作品。但走着走着我们却发现前方失去了目标，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现在是一个经济年代，资本年代，这对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种浮躁的氛围，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安静的书桌了。

　　新京报：作家在这个过程里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李佩甫：从文本意义上来说，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突破旧有的文学样式，如何写出本民族所期待的，好的文学作品。这对当代作家来说是一个困境。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文学其实是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但是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文学落后于时代。

　　新京报：你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了吗？

　　李佩甫：我觉得我这部长篇就是一个探索和实验。在《生命册》中，我是企图对这五十年的中国社会进行反思和发言的。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实习生 江楠【原标题：李佩甫：我们的当代文学落后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