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阳家在河南三县交界的原阳县阳阿乡（读e，绝对古音），属黄河古道。当年汉代名相陈平就出生这里，与同是原阳籍的周勃一同辅刘兴汉。中国西汉，可以说都是原阳人在把玩的。学术上还有一说毛泽东祖籍也是原阳，不过这已离本文的书法主题远了。我想说的是：历史的记忆和碎片渗透在这片大地上一草一木。

    樊子阳出生的村子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村，至今仍古风犹存，在他老家那个村子，生下来人人都起有学名，表字，不管是教书、木工、瓦匠还是种地。即使是耕种的农人，也有字有号。有一次，樊子阳对我讲起这一文化现象时，带着一种地域文化的优越感。村里一个种地的，就在自家的耧耙上刻上“字咸有”，名“一得”。还有叫一个名樊升，字步高。诸如此类，子某子某的，村中遍是。其实子阳是他的字，名叫裕乾，樊子阳是以字而行世。我只所以不厌其烦的记上这些琐事，是想说乡土背景对一个人在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最初的笼罩性。

    樊子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属乡村“赤脚医生”，在北中原乡村悬壶济世，家里便期望儿子也能步入杏林，妙手回春，这就自然地使樊子阳童年时代要在草木气息里穿行，浸染。他如果一直走下去，那样就会是与车前草，苍耳、地黄、紫苏这些名字相随，不会是后来染指的飞白、诏版，北碑，涨墨，以及苏黄米蔡这些书法符号。从文学的感觉上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童年能沾染点草木精神，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它能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处世态度。纯朴而宽厚，自然而谦和。

    樊子阳的书法起步充满乡土感。家境条件有限，刚开始写字时有点近似现在先锋派的“行为艺术”，搅一瓷盆红胶泥，父亲用麻自制毛笔，让他蘸胶泥水在大地上书写，好在这原材料不是朱砂雄黄，胶泥在我们北中原取之不尽，这段黄河的胶泥是红色，那是大地胎记的颜色，“黄河”与“书法”这两个远距离的名词在这一时刻天然结缘，能真正称得上“水乳交融”，尽管当时只是一种贫穷，无奈。红胶泥其实有着另一种书法表达意义上的功能，从书法象征上而言，它与徽墨，油烟，漆烟，以及李廷珪松烟一样。

    樊子阳五岁练字，六岁写对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早慧。我认为对他鼓励最大的，不是日后得到所谓书法界最高的“兰亭奖”，应该是第一次在乡村“发表”的一幅对联作品：“人民公社好，年年大丰收”。这种乡土里的开始，比后来专业的尺八、丈二之类，显得更是虎虎有生气。

    于是，一个十一、二岁的乡村孩子就开始在乡里手执狼毫，端坐在礼桌之上，支应乡村红白礼事。挽联，喜联，请帖，礼单，往来客人一一都写，且像模像样，一个乡村的少年以书法的姿势占尽了一方乡梓风景。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谈。

    如今谈起一个成功书家的成就，往往多说一个书家后天如何努力，勤奋，师承名家正统，临过多少法贴，碰撞过多少大师，得到多少灵感。而对“童年的书法视角”探讨的极少，我这一提法不一定准确。但我认为，这是一方有待玩味触及的空间，从书法家的心理学中，不失为一种艺术现象和规律。

    诚然，对于一个书家的成功，后天的人工完善自然不可缺少，而“童年的书法视角”更是天成，是基础和座标。它是片段的，不完善的，是最早鲜嫩的感觉，却带有灵性，启蒙，它更像一副大药方前面慢不经意注释的那一条小小药引，没有药引，后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草药们将张皇失措，不知何去何从。

    樊子阳面大额宽，身相硕健，按说凭这武相，他应该在离家不远的“博浪沙”和张良一同刺秦，即使是“误中副车”，也是干的比书法名声更大的事，但书圣提前一步，先予其以青睐，予以关爱，对于樊子阳来说，没有比书法是更令人想关注之事了。求学之中，英语不过关，数理化惭愧，功课偏科，他只有持一管狼毫，在砚池里遨游时，如水沉浸进水里，是如此自由畅快。

    后来不甘于某种状态，到新疆打工，饱尝艰辛。最后又返乡教书，在乡下沉潜十年。至今他即使在一个政府部门谋生，除了书法的面目之外，自己的“档案身份”仍是教师。一个书家在寂寞的时光里执著地摸索，就是自己想用书法的线条，去作以延伸，搭建到未知的对岸，展现生命的部分意义。从“红胶泥”到“一得阁”， 像两个书法象征，让他能更深的感悟艺术与生活。

    我从樊子阳那些堂号名称不时眼花缭乱的变更中，隐隐窥透出他学书的历痕。

    先是有“避喧斋”，心远地自偏。后又叫“三省草堂”，依然是进取追求。有一高人断他八字里缺水，遂改“枕溪书屋”，补缺之外，无意接近魏晋的枕溪漱石。据说一个更高的人发觉并不缺水，还得该。后来樊子阳认为自己属鸡，干脆叫“丰谷园”吧，使用到现在。闻鸡起舞，五谷丰登。一方逼仄的书斋就这么在纸上搬来搬去，而实际上无非一案一笺一毫一池，虽文字小道，却映射触动出学书心历的波折。

    樊子阳认识到一个书家的品质至关重要，包括传承、学养、性格，这些综合因素从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后来他重点主攻草书，选择了“抒情”。因为草书的抒情成分更多。

    草书的抒情意味更适合他的性情，数十年里，他在用最简单的黑白线条抒情，与他对语的除了一张无语的宣纸，其它就是王铎，是黄道周，是张瑞图。这些跨时空的交流，穿越黑夜，通不通只有全靠自己的艺术造化了，与执着无关。

    我觉得楷书是一种离抒情很远的书法形式，樊子阳连写楷书也主张抒情，在很静的楷书中力争去写出动感。同时不忘“点、面、线”的有机结合。这就有难度而出新意。

    他在这草楷同时并进的书路之上，近年书坛上多誉其行、草，我认为樊子阳最有个性面目特色的还是楷书，他得之最多颜真卿，后又掺入六朝墓志。能有了这碗垫底的功夫酒，再喝也就不怯了，楷书逐渐形成自己振迅天成，简约厚朴的风貌。使得他常常能在经意不经意之间，可收可放，得而不失，失而不过，自我把握好不好言说的“书法之度”。

    书法是始于情趣而终归于智慧。书法的挥洒，追求的都是意味，一如多数美学家所认可的那样————“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行草所追求的形式，与内容固然为有机的统一体，但最终效果都是为了意味的生成。王铎自然是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草书大家，我认为他更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形式大家”。用形式对抗处境与时间的尴尬。我看到王铎有的草书作品，内容只是一些断章或句子，但因为线条自由的介入，鬼斧神工，盘龙腾蛟，整体就是一片风景，尽管我甚至还贯穿不下来其中的内容，就只管跟随线条游走苦旅罢了。

    对书家而言，求新求变固然与艺术观念有关，但每位书家对每幅作品都应当成求新求变之作，离开书法本身的特质再去追求新的向度，才是每一个书家的美好愿望和不易企越的高峰。

    樊子阳还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闲聊时，他谈起三十多年的书海探钩经历，会给我一一讲到省内、省外以及身边那些许多良师益友，掐指算算，他自己直接书法受益的大约百十个人。一个能懂得文化上的感恩，是一种惜福，也是文化上的一种操守。

    平时读书时我看到一个让人启发的现象，面对古人人物长河，他们是不分诗人、书法家、小说家、散文家的，古人游走之中的是一种“大文化”。只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便开始了“切姜丝”。

    文化更多是一种传承意义上的递火者，是综合是包容，它更要一种人格魅力与宽阔的胸怀，从容量上论应该是海而不是钵，是宇宙而不是星辰，是丈二匹而不是鼻烟壶。任何小鸡肠肚者在“大艺术”里都会跌足失色。

这才是最后的书法。（冯杰：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新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标题：古风·童贞·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