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这部分开场的时间是五点，结束是六点，我一看现在已经快六点了。这是一个幽默，特别符合文学的特质，从结束的地方开始。就好像声音停止的地方出现了音乐，色彩停止的地方出现了图画，生活停止的地方就出现了文学。”5月29日下午，由法兰克福书展和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故事驱动中国”大会，邀请了著名作家刘震云，和现场观众分享他对于故事、文学和电影的思考。不到一个小时的讲述中，刘震云妙语连珠，幽默而真诚的发言让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中国的生活太幽默

    故事驱动中国这个题目，有意思。一个民族是故事在驱动着，整个世界也是故事在驱动着。有三个故事驱动着地球的转动，一个是耶稣的故事，一个是穆罕默德的故事，一个是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们对于世界的推动的特点是，都是破壳的故事。这三个伟大人物的出生，跟我们的理解就非常不一样。非常出格的三个故事在推动这合乎规则的世界转动，这是故事的本质。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国最绕的人。还有一个对我的定位是，我很幽默。其实我是最不幽默的人，是因为中国的生活太幽默了，让我这个最不幽默的人显得幽默了。绕出来一句话就是，真实最幽默。

    我首先说说作者在创作道路中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首先都先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个作者都是这样，接着，会离开自己，试图走得更远。转了一圈，他发现又回到自身，但是这个自身跟他一开始写的自身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圈看似是转回来，其实已经转到了另外的地方。

    写实在文学中是永远不存在的，如果你写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是一样的，那这个作品没有人看。最大的不一样，可能是你对生活理解的不一样，细节可能是窗外发生的细节，但是你的理解跟窗外是非常不一样的。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待文学和生活的态度。

    有两种作者，一种作者他个人的风格越来越明显，作品中的自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还有一种作者写得越来越没有自己了，自己的身影不见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的作品。我喜欢的是后一种。

    其实我还想写一个《我不是西门庆》。再之后我想写一个人物，就是三十年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他通过三十年，怎么变成老林了。因为三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特别单一，是一个权力社会。三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特别的纷繁，除了是个权力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权力和金钱杂交之后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的单元、各种圈子、各种阶层。我们经常从媒体上能够看到，海南发生了好多富二代和官二代的party，这个party上有很多女孩子是不穿衣服的。官二代和富二代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觉得他们是在制造一个工具，左钉一块板子，右钉一块板子，最后钉成了一个方块，就差往里边躺了，叫作“棺材”。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一定是街上挤公共汽车的，由小林变成老林的，三十年所有工作的负担压在了这些人的身上，他们依然是有着憾事，他们看到官二代和富二代新闻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中国人的孤独与西方人不一样

    文学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说是讲故事用的。但是刘震云的东西，主要不是讲故事用的。文学是一种思考。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思考生活中存在的哲学问题。

    比如《一地鸡毛》，其实是在讲大和小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八国首脑会议重要，可是主人公小林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家的一块豆腐馊了。这是一个哲学道理。比如《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一个芝麻怎么变成了西瓜，一只蚂蚁怎么变成了大象。

    《温故一九四二》，讲的是这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其他民族面对苦难一定要追问，是谁把我们饿死的。一场旱灾，在我的家乡饿死了300万人，什么概念呢，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110万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追问，但是我们河南人临死的时候，却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幽默。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我比你多活三天，我值了。

    其实外国的读者能不能读懂，我作品里写的孤独感这个问题，《一句顶一万句》是在讲一个区别：中国社会是个无神社会，我们对神和鬼有极大的功利性，凡去庙里拜佛的，一定是有事相求。但是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最大区别不在功利上。而在于，有神社会想找一个朋友诉说心事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上帝、找真主、找佛祖。上帝最大的特点是嘴比较严，我找上帝忏悔，上帝一定可以原谅我。但是在无神社会，你如果想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一定要找一个知心朋友，而朋友跟上帝最大的区别是，他可以把你说的话告诉别人。

    所以说中国人的孤独和西方人的孤独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孤独是倾诉之后的孤独，中国人的孤独是无处倾诉的孤独。中国人一般上吊的人都是憋死的。

    《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个意大利的神父，他来中国40年，传教只传了八个徒弟。他特想把一个我们可以有心事对他说的朋友带到我们身边，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朋友是多余的。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神父劝他信主。他说为什么？神父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

    这样的作品是不是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呢？我看也接受了。《一句顶一万句》法文版10月份就能够出来，英文版、韩文版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包括阿拉伯都会陆续的出来。但是几个语种的翻译倒是共同给我反馈过一个意见，说，为什么你作品里的人物那么多，有名有姓的上百个。能不能以后写作品有名有姓的不超过五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中西的区别，他们忽略了，确实我们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第二，所有的翻译都建议我改一下名字，刘震云这三个字不管是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包括阿拉伯文读起来特别的拗口！我要是早改成莫言，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笑声）

    哲学驱动电影

    首先我不是个著名的编剧，我的小说写得吧，非常好（笑声），但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剧本，写得非常差，因为我把剧本当成小说写了。去年冯小刚导演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了电影。他在拍摄期间最大的苦恼是，我的剧本里老是出现八个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逃荒的队伍、中国的军队、日本的军队，都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要花很多钱！制片人不敢见我，一见我就疯了。另外，我的剧本写得太长了，拍出来的素材能剪十个小时。但是影院里要求，像冯导这样的大牌导演也不能超过两个半小时。

    得出来的经验就是：好的剧本不要超过1500字。我对冯导说，下次写剧本的时候就写两页纸，用文言文写。

    《我叫刘跃进》是马俪文导演的作品，她是位非常有才华和见识的女导演，长得也很漂亮。之前拍过一个特别优秀的电影《我们俩》，她特别能够掌握一个电影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狼和羊的关系。世界上都知道狼是要吃羊的，但是她通过这个电影告诉大家，羊有时候也可以吃狼，因为羊太多了。这个电影的缺陷是投资太少。高群书最近一部作品我很喜欢，是《神探亨特张》，把一个警察片拍得那么深情，那么流畅。

    《一九四二》接连得了很多奖。冯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电影坚持19年，不容易。还有如果大家看过《温故一九四二》，这是最不适合改编电影的小说，因为里边没有任何的情节和故事。如果故事是驱动电影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