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

    刘震云：其实《温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写作的计划或者想法里，我从来没想过写非虚构类的作品。1991年的时候，钱纲（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想编灾难史，但他没从春秋战国编起，而是从20世纪开始。灾难在中国不难找，很快找到了100个，等于几乎一年一个。1942年河南旱灾是其中很大的，因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对1942年没有概念，他说1942年死了300万人，我对300万这个数字也没有概念。他比较说：二战时期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的犹太人是100多万人，也就是说，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河南商报记者 陈亮/摄

早在11月15日，河南商报记者就已在北京专访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先生。他是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作者、电影《一九四二》的编剧。

在两个小时的专访中，他详细介绍了小说和电影的创作源起、创作过程和鲜为人知的细节，以及他对文学、生活、故乡等方面的理解。

当天，专访结束后，他还亲自安排河南商报记者在全国报媒中率先观看了电影《一九四二》的原片。

在电影《一九四二》全国公映新闻发布会举行之际，在河南商报纪实版《一九四二》持续刊发之时，河南商报特将此专访刊发，与读者分享。

关于小说

“1942年的河南，等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河南商报：1992年出版《温故一九四二》的原因是什么？

刘震云：其实《温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写作的计划或者想法里，我从来没想过写非虚构类的作品。1991年的时候，钱纲（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想编灾难史，但他没从春秋战国编起，而是从20世纪开始。

灾难在中国不难找，很快找到了100个，等于几乎一年一个。1942年河南旱灾是其中很大的，因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对1942年没有概念，他说1942年死了300万人，我对300万这个数字也没有概念。他比较说：二战时期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的犹太人是100多万人，也就是说，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个数字对我比较有触动，我说我回老家看看。当回到老家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1942年的亲历者和后代把1942年也给忘了，《温故一九四二》里有，我姥娘说1942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说的到底是哪一年？”

河南商报：遗忘对你的触动，比300万这个数字更强烈？

刘震云：对。遗忘有两种，一种是事情不值得记起，另一种是一件事发生得太频繁了。一个事情发生得太频繁，就容易忘记。在中国，饿死人不是个特别的事，饿死300万人也不是个特别的事，所以容易遗忘。再往下调查，饿死300万人不仅仅是因为旱灾，还有战争。

河南商报：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

刘震云：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是个特别贫弱的国家。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了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占了整个华北华南，但是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一直没对日本宣战，就像强盗进你家烧杀抢掠，你不敢说“我跟你打吧”。什么时候宣战呢，1941年12月9日，距离1931年整整十年。

1942年，河南发生旱灾的时候，日本大兵压境，因为跟美国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他就想巩固中国这个战略后方，掠夺战争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所以想把河南占了。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最大的智慧是，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旱灾，相比于国际上别的事，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比如和英国关系、美国关系、苏联关系，一个处理不好，这个民族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所以它无力救助旱灾，就想把河南丢给日本人，日军发现后，就不进攻，这就把战争转成了政治真空。河南人就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往陕西逃荒的路上一个个饿死的。

“用幽默对付灾难，就把严峻融化了”

河南商报：这是你对1942年的探究？

刘震云：当然，1942年如果探究到这种地步，是可以写部不错的作品，但是当我把这些事实从1942年打捞出来，又摆到这些幸存者面前时，他们的脑子开始转了，他们的“转”给你提供了亲身经历的细节，这就是300万人面临死亡的态度。

河南商报：你一直提到“态度”，这是种什么样的态度？

刘震云：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一个美国人，遇到这种事会想为什么死，到底是谁把我饿死的，但是河南人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最后的幽默。老张死的时候，会想起好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死了，老张最后的想法就是“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一个民族面对生死的态度，一定决定了生存的秘籍。这个秘籍就是幽默和自嘲。

另外一个就是面对这种灾难的严峻，你能用严峻对付严峻吗？这时候严峻就变成一块铁，你反抗就是鸡蛋碰到铁上。但是如果用幽默来对付，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到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300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幽默的态度，是与众不同，与别的民族不同，这就是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缘起。

关于电影

一部电影的19年“孕育”历程

河南商报：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这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刘震云：冯小刚最初提出来，他的想法确实在别人看来非常疯狂，一开始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首先有几个不可能。

把这个小说改成电影不可能，没有电影元素，故事、人物、情节、起承转合的结构，它都没有，就是一个调查体的材料的堆积。所以他一开始说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是1993年，到现在19年了，我当时说想一想，别着急，后来开了个论证会，所有专家都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它不具备，没有这些元素。

就像做羊肉烩面，要有羊肉、白面、葱姜蒜，都得有，这都没有，怎么可能，疯了吧。

所以会开完，我问小刚弄不弄，他说，弄吧？那就证明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背面的。我们看到了今天，是不是小刚看到了昨天和明天？他说，其实对《一九四二》特别感兴趣的是幽默，《辛德勒名单》严峻，这个幽默，说明他看到的是态度，灾民的态度、作者的态度，这比里边的电影元素重要。

缺少的东西从哪来呢？一个在宾馆里边大家商量，另一个就是像你们一样，走一下灾民的路线、委员长的路线、日本人的路线、白修德的路线，接着就上路了。几大路线走的时候，缺少的东西自己就出来了，所有的人物都是自己生长出来的，老东家一家、佃户一家，这些人物小说都没有，自己就生长出来了。

还有就是19年了，拍摄这个影片几起几落。19年坚持下来，为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一定不是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而是走逃荒路，和灾民有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另外就是这个剧本本身，别的导演来拍，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大方面不见面，灾民和委员长、日本人、白修德、天主教会都不见面，在一个戏里，几个主角不见面，戏能成立吗？咱几个不见面，演一台戏，怎么能行呢？小刚说，你说行就行，为什么呢？好就好在不见面，不见面这就形成了政治真空。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另外就是用幽默的态度对待，是不是更悲凉一些？生活原理和艺术原理，小刚比别人参悟的要不同，要深刻。看了就觉得是他拍的前所未有的。

河南商报：这部电影的看点，或者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怎么完美实现呢？

刘震云：第一，电影很特别。态度特别，出来的态度是灾民的态度，看了很多细节，幽默，笑了之后更悲凉。第二，内容特别。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各大方位的错动，气势恢弘。第三，全明星阵容，这个吸引力也很高。在别的剧里你可能是主角，这里就几句台词，另外还有好莱坞的影帝，聚集在一个片子里。第四，有原来的小说，有刘震云的名字。第五，有冯小刚的名字。几大因素聚集到一起了。

我跟小刚还说呢，也许1993年拍了，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能拿出3000万元，就是天文数字，而且那时候小刚拍电影的经验还不很丰富，后来19年中拍了那么多大片，攒了那么多好口碑，这肯定对票房也有拉动作用。

重要的是，19年，不管是小刚，还是我，我们对生活、对艺术、对自己、对1942年的认识，和19年前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年中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积累，投资跟以前也不一样，两亿多元的投资，能够达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3000万元你达不到。记者 李肖肖 陈和生【原标题：刘震云谈"温故一九四二":河南人用幽默把灾难的严峻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