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资治通鉴》当然不会落下这次记载。

　　但是，对于这一伟大事件的记载和评论，司马光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没有纠缠于对变法具体内容去做分析，也没有对变法本身妄加评判。

　　面对历史留下来的资料，他的叙述聚焦在三点：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变法？变法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变法名垂青史，但变法者最后为什么却五马分尸？

　　机会的降临

　　公元前361年，秦国年仅21岁的国君渠梁即位了，他就是那位起用商鞅变法而把秦国推向强盛之路的秦孝公。

　　但此时，放眼黄河、崤山以东辽阔的地平线，大国仰马嘶啸、小国版图裂变，年轻的君主怎么甘心！秦孝公不能坐视秦国蜗居西隅、为人鄙视。他仰慕自己的先辈——300年前争霸春秋的秦穆公，他渴望实现父亲秦献公已经开始的东征计划，他要把秦国重新带上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他向国中发出号召：“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寡人封他高官，给他土地。”

　　号令一出，正寄居魏国、胸怀抱负、潜心法家刑名之学的商鞅，及时地接收到了信息。他欣然启程，向西入秦，托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推荐自己。当得见孝公后，交谈仍然一波三折。谈“帝道”，谈“王道”，直听得孝公犯瞌睡。于是商鞅最后转向谈“霸道”。对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细节，司马光直接省去前两道，只说了一句话：商鞅“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那些仁德教化太高远了，秦国当下需要快速崛起！

　　过程的艰难

　　不过，商鞅变法在秦国还是准备了五六年才开始实施，变法措施也是分两个步骤向下推行的。这已可见过程之艰难而谨慎了。司马光叙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卫鞅就是商鞅。他在众人的反对下对秦孝公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众不可与他们商议开创事业的计划，而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谈论至高德性的人与凡夫俗子是没有共同语言的，要成就大业就不能去与众人谋划。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泥和遵循旧的传统——这后一句，正是商鞅变法的纲领：“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坚决反对变法的士大夫甘龙却争辩说：不然，缘法而治，官吏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因为甘龙的政治信仰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卫鞅反驳：常人安于旧俗，学者限于所知。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探讨老规矩之外开创大业的事情。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能因循而动；贤德的人因时更礼，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说：“善！”叫停争论。公元前359年29岁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制定和推行变法。左庶长，就是将军。既是官职，也是爵位，可以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甘龙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执政时就是左庶长，如今商鞅来了，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左庶长之位给了商鞅，让他掌控变法实权。

　　商鞅虽然握权在手，但仍然不能说明他就有了摆布大局的实力和威信。法令详细制定出来后，商鞅并没有立刻公布，而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了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如果有人能把它移到北门，就赏给十金，后来又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人想尝试一下了，便把木杆运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有学者研究，法令正式开始实施是在公元前356年。变法颁布一年后，数以千计的秦国百姓就纷纷来控诉新法。恰在此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的态度十分坚决：“法之不行，自上犯下”。但毕竟不能对太子动刑，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刑，在另一位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从此，秦人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了，法令实行的十多年里，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这时，那些议论过新法是制造麻烦的人也回过头来说新法好了。但商鞅却依然断定：这都是些乱法刁民！于是居然把他们流放边疆！以后就真没有人再议论法令的是非了——从此，这位变革者表面上没有了敌人，实质上也没有了朋友。

　　变法坚持了18年。历史的无情还是让后人看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命呜乎后，变法立刻遭到了致命的阻击，商鞅本人在逃亡被捕遭斩杀后，更被车裂分尸，令人扼腕。

　　注定的夭折

　　商鞅变法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竟引来如此愤懑？

　　相比较而言，秦国是战国时代最为锐意进取的国家。为了整肃社会秩序，它开始设置“县”一级行政组织，并将人民严格编制，互相监督，犯法连坐。这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法令一贯到底。秦国奉行强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废除旧有的“井田制”，打破土地疆界，奖励农耕。凡致力于本业，能够多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的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反之则全家没为国家的奴隶，这使秦国能够快速地积累起财富。而在战场上，鼓励平民每个人都可以建功立业，去获得上等爵位、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就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秦国从底层培养起了国家的新生代势力，从战争中收回了过去被周边他国夺去的土地，并迁都咸阳，为后来更大规模的讨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商鞅变法是那个时代时间最长，对旧制度、旧贵族势力扫荡最坚决的一次，这在东方六国望尘莫及。

　　但是当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比，怎样？赵良却坦然回答：大家都唯唯诺诺，就让我直言相告吧。百里奚原来是楚国的乡野之人，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地位提拔到万民之上。他在秦国相位六七年，曾讨伐过郑国，也为晋国扶立了国君，又救楚国于危难之中。这都是他干的大事。他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前呼后拥的架势，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他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遵守丧礼。再来看看你，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为进身之途，待掌权执政后，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孙贾刺面受刑，公子虔被迫闭门不出八九年。而你一出门，侍卫护卫，车甲尾随，没有保卫你绝不出行。《尚书》说：依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诗经》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你做的这几件事算不上以德服人，你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你的罪名还会少吗——不错，商鞅制定的法律极为严酷，他曾经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但赵良的这番话没有能够劝阻商鞅，不到半年，商鞅就大难临头了。

　　甚至可以说，商鞅就是直接死在了自己全力推动的严刑峻法上——历史，往往充满了讽刺。

　　成功与悲剧

　　而对于商鞅变法，司马光是这样评价的：

　　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卫。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也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而商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处在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力，那个时代尚且不能忘记要树立信誉，收复人心，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司马光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信誉。由于在“富国强兵”的愿景目标上达到高度一致，秦孝公便以完全信任、充分授权和毫不动摇的支持，使得商鞅敢于放心大胆地作为，并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做出努力和贡献。这是国君在重臣的心中树立“信誉”。商鞅知道自己是“空降兵”，变法将有多么困难。城门立柱，移木赏金，这是商鞅在百姓心中树立“信誉”。最终，两种“信誉”使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价值认同。没有这样的“信誉”，变法怎么可能发生在秦国，而不是它处呢！战国七雄而由秦国完成统一，商鞅变法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商鞅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历史是成功的，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是成功的，可对于商鞅本人却是一场纯粹的悲剧。

　　时代是“尔虞我诈”的乱世，商鞅更是“过于刻薄了”。以高压的方式横扫人心，凶险残酷，为达目的不择不顾，他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一切事物都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或许，这是商鞅帮助秦国进步和发达而不得不采取的强硬态度和手段，但是对于个人权威无限量地过高估计，自恋于功成名就，把民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将“道义”完全踩碎在脚下，这一切正是对于“信誉”的滥用。秦国后来的发展登峰造极而又迅速崩溃，无不是受到从商鞅到李斯都笃信厉行苛政的影响。

　　“树立信誉”，是为“收复人心”。但人心向背，不容亵渎“信誉”。改革的成功与改革者个人的结局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商鞅由“信”而“威”，由“威”而“霸”，由“霸”而“亡”。他的悲剧就在于不能真正地“把握自己”以“驾驭环境”，终至丧尽人心，而没能“正确地做事”。

　　而事实上，对变革者而言，正确地做事，往往比做正确的事，更重要！

　　今人看商鞅变法，正如史家翦伯赞先生告诉我们的：“认识历史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而改变历史，在于我们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文 / 王 缨【原标题：商鞅从信到霸的变革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