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爱”，八旬宗璞依然“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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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璞，原名冯锺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1928年7月生于北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品的东西方文化韵味兼备，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与高雅格调。出版了多种小说散文童话选集，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废墟的召唤》、《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等，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4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前2卷已出版），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作品已译为多种文字。

　　久历风雨的三松堂，是燕南园一个旧式院落，隐藏于一排翠竹“屏风”之后，院门前俩小石狮左右顾盼，一米来高的木栅栏内，是一望可见的青苔小径，幽静的庭院里蓬蓬勃勃着花与草，苍松劲挺，玉簪叶子硕大茁壮，鸟鸣啁啾。此院主人，深居简出。

　　7月炎夏的一个上午，记者（以下简称记）如约走进三松堂，对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女儿、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宗璞（以下简称冯）进行了访谈。院外酷热，屋内清凉，桌上摊开着一本《李商隐诗选》，斜压着一柄放大镜，窗外有“算黄算割”的鸣声不时清脆嘹亮地响起……

　　记：冯老师（因宗璞本名冯锺璞，人们习称宗璞老或冯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与您面对面，首先作为读者向您致以问候，7月底也是您的80岁寿辰，提前祝您快乐！

　　冯：谢谢！听（张）抗抗说你专门从西安来，我是上世纪80年代去过西安，很多年了，城墙是那么完好，还有个兴庆宫吧，北京的旧址遗迹很多都没有了，太可惜了，羡慕西安人。我记得，小时经常出入西直门，那时它还有瓮城，那真是雄伟啊，一到傍晚，点点昏鸦，飞绕在城墙之上，会发多少思古之幽情。现在没有了。

　　爱父母：三松堂已“人非物非”

　　记：来之前，在网上看到您父亲写的一首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说他一生得力于这三个女子，这都是人间至情。您曾花了很多精力去帮父亲完成著作，并随慈父数十年共历风雨，哲人其萎，三松堂物是人非，缅思之情，想来亦是感慨颇多吧。

　　冯：是啊，与父母特别是与父亲难忘的事情很多，我写过《三松堂漫记》与《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样两本书，最近要再出一本，还是回忆父亲的，把这两年的新作加进去。三松堂人非物是，应该说是人非物非了，院里这三棵松，你看，中间这棵松树还在，旁边两株枯掉了，都是另植的，一棵还可以，我说它如垂髫少女。另一棵更小，我觉得它像一个仙童。可是，现在仙童也枯了，还得再换一株。

　　我爱我的父母，我想，人人都是如此。小时，家里的衣食住行、内政外交，都由母亲一手操持。我还记得小学时我在作文《我的家庭》中写过，“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父亲看了，并不生气。其实，父亲的关心除了大的方面，也很细致。他晚年时，见我理家忙乱，有时会忽然提醒“该订牛奶了”，让我很感动。

　　父亲一生除晚年受批判、被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高寿，家庭幸福，想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这首诗，提到了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其实我持家不行，仅做饭菜一项就没法跟母亲比。祖母的明智、母亲的能干，确实给父亲很大帮助。

　　有一段时间，我给父亲既当秘书、管家，又当门房、护士，还兼跑堂，这是一种自嘲的说法，就是要做好后勤，支持《新编》的写作。父亲赠我一副对联，有“莫将《新编》代《双城》”一句。《野葫芦引》系列，最初的题目是《双城鸿雪记》。双城是指北平和昆明，本来在北平的学校，抗日期间南迁昆明，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以为“双城鸿雪”用得太多，我小说中还有一部《西征记》，双城不足以包括，就改了今名。我于1985年开始写这部长篇，断断续续。父亲担心我写不完，他希望我写完。现在第3部《西征记》即将脱稿，这是可以向父亲禀告的。

　　记：您今年夏天满80岁，您父亲好像是80岁后才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晚年发力，居然能在95岁去世前将这部著作写完，堪称奇迹，这期间恐怕也是艰苦备尝吧。他坚信“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您如何看？

　　冯：准确来说，我父亲写《新编》的想法，由来已久。真正开始动笔时，已是85岁。十年里，他每天上午在书房写，从不间断。他的记忆力也是非常惊人的。

　　我父亲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临终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光彩”，中国哲学能够以自己的长处影响世界。他认为，西方哲学会得到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则需要西方哲学的逻辑、理性的澄清，将来这两方面会互相取长补短。韩国政要朴槿惠经历很波折，她写过文章，说自己在最低谷时，看冯友兰的哲学史，获得了力量。我想这就是中国哲学给人的“受用”。我们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特别是人生的智慧，留下很多，但需好好检视，不可照单全收，而且只学习中国文化是不够的。“五四”以来，赛先生似乎已经请进门了，德先生还应继续登堂入室。

　　爱写作：我像蚂蚁在搬沙

　　记：您父亲曾经嘱咐您，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对此您如何解读？做到了么？

　　冯：他的意思是，要读“无字天书”也要读“有字人书”。要有生活，也要有文化修养，就需要读书，接触生活，一定要到生活当中去。但有时生活又很喧闹，你得对外界有一个观察，有一个距离。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无字天书”和“有字人书”同样重要。没有生活，只能闭门造车，写作毫无意义。没有文化，没有前人的滋养，也写不出好作品。文化的繁荣，常常是一个时代的事。我当然希望我的书也能成为值得读的“有字人书”。

　　记：您在自述写作历程时曾说过“我写，因为我有；我写，因为我爱”。

　　冯：《东藏记》写作开始不久，我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准盲人一个。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可能会有朋友奇怪，已然如此了，为什么还对写作不离不弃？其实很简单，只因为有话要说，不然，对不起那个时代，对不起那些人。根据不同的感受，会有不同的表述。我还是那些话：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写散文，不然对不起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写童话，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象；写短诗，不然对不起耳畔琤 变化的音符。我写，因为我有；我写，因为我爱。

　　记：您的《野葫芦引》，描写的是抗战八年中的亡国之痛、流离之苦，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忍不拔，写出了那一代学人的特定选择和无怨无悔。您的“野葫芦”里还藏了哪些奇花异草？方便透露一些吗？

　　冯：有论者认为我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漂泊与坚守”，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吧。那时人的精神境界和现在距离很大，以致有人认为我写的人不够真实，他们很难想象，人会像书中人那样，毁家纾难，先公后私。其实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写得还不够。至于“野葫芦”里还藏了哪些奇花异草，那只能等读者自己去发现吧。

　　爱燕园：湖光塔影最动人

　　记：您居于燕园半世纪，写尽了园中的山石草木花事，对这个园子似乎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冯：我读书时在清华，我不是北大或燕京的学生，也从未在北大任教或兼个什么差事。我只是一名居民，在这里有了很多年居住资历的居民。时光流逝，如水如烟，很少成绩，却留得一点刻骨铭心之情：我爱燕园。爱这里的湖光塔影，这里的一草一木。很多年前，我奉老抚幼，在衰草凄迷的园中奔走过，也与满地扔瓜子壳的男士女士们争吵过。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曾遭受无端的迫害，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经历，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都将永存记忆，成为历史。在燕园里住了逾半世纪，仅这个老房子都住了有51年啦，我们原来在54号。1957年时，搬到了57号。

　　记：听说曾经有很多人给这个院子来信，您也曾坦言“我与读者之间有一座灵魂的桥”，在与读者的沟通中，有没有令您特别感动或难忘的事？

　　冯：我父亲去世后很久，还有人写信给他。有一位台湾博士生写信说，我明知道您老人家已经去世，但还是要给您写信。他说冯先生的书，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我活动的范围比较小，与读者的联系有限，但我们是通过我的书沟通的，这就是灵魂的桥。曾有这么一个读者，是个工人，上世纪80年代，我的《鲁鲁》发表以后，她来信说，她读后哭了3天，躺在床上不吃饭。作者和读者在精神上联系着，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写作将成为一种独白。我们能有这样会心的读者，怎能不好好写呢？

　　记：就在这座园子，您的生活并不平坦，长期体弱多病，也曾遭遇亲人相继辞世，近年又患目疾，靠口述在继续创作。艰难之状，可以想见，支撑您的这一切，究竟是什么？

　　冯：我自幼多病，所以，习惯于不顺利的生活，习惯于不要求过高，也习惯于“奋斗”。我有一首自状的散曲，是这样：“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我只是“托破钵随缘走”而已。至于海市蜃楼造得如何，糊涂酒又怎样饮法，葫芦里怎么装宇宙，只能请诸君意会了。

　　记：谢谢冯老师，不能再打扰您了，已经谈了这么多。

　　冯：也要谢谢你，请转达对贵报读者的问候。本报记者 王锋 文/图【原标题：宗璞：我写，因为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