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叶稚珊（著名作家）杨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照片提供宗璞

宗璞，1928年出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等；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等；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等。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其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今年4月，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锦心绣口受病魔

2000年荷花盛开的盛夏，宗璞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2卷《东藏记》。这部小说耗去了她7年的精力，加上写作首卷《南渡记》的3年和中间停顿的5年，两部小说前后用时15年。

宗璞自幼多病，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左手因放射性治疗的后遗症，臂丛神经痛，已无举纸之力。《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又遭遇了视网膜脱落的厄运，虽未失明，却已无法阅读和用笔写作，所有作品均由口述而成。这对于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是何等困难！

呕心沥血，一点一滴、一勾一划地塑造着自己心爱的“野葫芦”，宗璞说她“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执著、顽强和创作的艰辛。

八年鸿雪记双城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坚忍不拔，给宗璞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的长篇小说。”《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此后10多年，就“未动笔”。宗璞说，“小说是作者灵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搅碎了，给小说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现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变，“野葫芦”的种子在宗璞心中发了芽，长了枝叶，小说的人物也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有了灵性。考虑再三，她决定放弃英国文学的研究课题专心写小说。

宗璞60岁生日时，她的《南渡记》即将出版。父亲冯友兰为女儿拟了一副寿联：“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下联说的就是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该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东藏记》写完了，《西征记》又开始。宗璞说，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投笔从戎，奔赴疆场，他们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圆“北归”之梦。“写到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出去呢，若停笔，可怎么甘心！希望我的身体争气。”

松堂依旧风庐冷

岁月的风尘霜雪不仅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宗璞饱经家事变故，没有抱怨，也不急躁，她以家族遗传给的温婉沉静，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

三松，三松堂，那是冯友兰先生的代名词，宗璞称之为“风庐”。2004年的阳历2月3日。晴，冷。宗璞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衣，与我（叶稚珊）坐在她丈夫蔡仲德先生的书房里聊天。这是一间不大的向阳的房子，三壁环书。蔡先生因病住院，桌上已不见文房用具，电话在桌上就显得很醒目。

谈话间几次有蔡先生的电话来，宗璞轻声告诉他，“下午会到医院送粥”，声音很温和。大约10年前，宗璞大病，住院很长时间。“蔡先生的弟弟曾寄旧书《粥疗法》，当时蔡先生在每个探视日都为我送饭。”

燕南园与北大的其它住宅区一样，有统一的供暖系统。“可能是因为房子年久、高大，不甚暖。”宗璞说她受了凉，会犯气喘病。蔡先生一介书生，研究音乐美学，本无心俗务的，“坚持为老房子装上土暖气，为我亲燃人间烟火。他亲任火头军，穿戴起工作服衣帽，上下台阶，填煤铲灰，辛苦是当然的。”不几年时间，却轮到宗璞在每个探视日为蔡先生送粥，哪怕放下自己视为生命的写作。

宗璞说起很想到我（叶稚珊）家里看看，我（叶稚珊）说当然欢迎，希望她能和蔡仲德先生一同来。宗璞一怔，“那当然太好了。”说这句话时眼光中有于她很少见的游离黯然。2004年的2月13日，蔡仲德先生走了，留下宗璞一人守风庐。

文脉代传日日新

心隐隐作痛，希望能在不经意间让宗璞暂忘不能改变的现实，“白米斜街3号”，自然成为最适宜的话题。这个地方有她童年中一小段温暖珍贵的印记，果然，我（叶稚珊）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变化。

白米斜街3号曾经是张之洞故居。宗璞说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张家的后代急等用钱，要价不高，就卖给她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父亲。“60多年前，我9岁，留着童花头，穿著中式长袍，每天穿过藤萝院和游廊，做游戏，背唐诗，背黛玉的葬花词。”

“闻一多先生去世后，清华不再提供住所，父亲就请闻太太和孩子搬过来住。我们到后方去以后，李霁野先生也在这里住过，鲁迅的母亲和元配夫人朱安每月就到这里来领钱。周老夫人只承认元配长媳，朱安始终与她住在一起，许广平和鲁迅当时在上海，按月从上海寄钱到李霁野先生处。”宗璞还说，白米斜街还住过文绣（末代皇妃）、张岱年夫妇……张之洞不会想到，在他辞世后，会有如此多的学界名人，进出他的府邸，使那幢幽深老宅文脉日新。

冯友兰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写下宋代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得天独厚，传统的气韵已尽数浸入宗璞的血脉，“下辈子还愿选择写作这个职业”，唯祝她心想事成。

至精至诚 金石可镂

■周洁

    知道宗璞这个名字，是听中学语文教师讲茹志鹃的《百合花》。语涉宗璞《红豆》，是因两文共“革命与爱情”这个交集。“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畅想间，老师说1957年，宗璞的《红豆》因为描写知识分子的情感而遭到批判，成为“毒草”……宗璞的名字就这么刻在我的脑海。

上了大学，在当代文学“伤痕文学”那一个部落，读着《弦上的梦》、《鲁鲁》、《我是谁》、《心祭》、《蜗居》、《三生石》等一部部小说，为字里行间那种超拔简洁的淡泊之气、大家风范的平和之气和柔中寓刚的凛然之气深深感染着，觉得宗璞制造的那一排排文字，分明就是一队队骑兵，超凡脱俗。时光荏苒，不意在10多年之后，我竟是以宗璞先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原因，向她靠近。

宗璞父亲冯友兰先生说，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其实，这“至精至诚的心劲”，正是父女二人一脉相承的写作精神。

当年，冯老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全由老人一字一句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体弱多病的宗璞先生，写作《东藏记》时，“眼疾治疗失败”，夜晚披衣而坐，“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遵从慈父之命，宗璞亦以口为笔，“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沙再衔一粒沙”，倾心构筑艺术的七宝楼台。

在那民族危亡的时刻，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用温文尔雅的方式与苦难抗争。宗璞炼意炼句，苦思苦吟，把8年抗战的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一一纳入“野葫芦”，将小说经营得玲珑雅致、气韵悠长。《东藏记》末章开头有几句话，宗璞写的是几十年前，似乎也是现在的自己：“岁月流逝，自从迁滇的外省人对昆明的蓝天第一次感到惊诧，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些年里许多人生，许多人死，只有那蓝天依旧，蓝得宁静，蓝得光亮，凝视着它就会觉得自己也融进了那无边的蓝中。在这样的天空下，在祖国的大地上，人们和各样的不幸、苦难和灾祸搏斗着，继续生活，继续成长，一代接一代。”

王蒙（著名作家）：宗璞抱病写下的《南渡记》、《东藏记》，夹一点独白，再加一点散曲，中西合璧，兼美并收。笔墨的转换不但增加了阅读的趣味，也拉开了一点与所写对象的距离，避免了过分的煽情和絮叨，绝不纠缠。真是大家风范呀！

何西来（著名评论家）：宗璞把写作当成净化自己灵魂的过程……写情感不写到淋漓尽致，而是极有分寸，给读者留下回味的广阔空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笔致柔婉蕴藉，细腻但不尖刻，她的创作可以用“优雅”二字来概括。

张抗抗（著名作家）：口述写作保留语言的书面感是很困难的，但读《南渡记》《东藏记》时仍感觉它是书面的艺术语言，这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宗璞几十年潜心创作，心无杂念，严肃、真诚，赋予了作品人格的力量。【原标题：宗璞：葫芦装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