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执著、顽强和创作的艰辛。她自幼多病，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多年来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因此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她说：“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荒丘绛帐传弦歌，箪食瓢饮颜回乐”
　　
    不久前，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收入“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很快即又加印。多年来，自己的作品一直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宗璞感到由衷的欣慰。
　　
    《南渡记》和《东藏记》，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以强烈的爱国情怀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南渡记》写的是“七·七”事变国难降临后，北平那些世代书香的家庭里的故事。于一九八八年首次出版，多次再版。《东藏记》首次出版是在二○○一年春天，它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英才荟萃的昆明。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写写停停，用了七年。这七年中，宗璞在与病魔作战之余，以口为笔，锲而不舍，终于大功告成。计划中还有《西征记》和《北归记》，分别描写滇西抗战和抗战胜利后北平的学界风云。八年抗战，国恨家仇，在她和她的父兄一代人心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痛，一颗含着灵性的种子也在宗璞心里深深埋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小说就开始在她的心里生根，到了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方才长叶开花，结出果实。
　　
    在《南渡记》中，她写了北平沦陷后，“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的亡国之恨；“抛了文书，洒了香墨”，“恓惶惶割舍了旧楼台”的离乱之痛；“把心儿向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的救国之勇。在《东藏记》中，她写了残山剩水间，“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的艰难时日；“酒花儿少斟酌，泪花儿常抛堕”的内心悲苦；“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荒丘绛帐传弦歌，箪食瓢饮颜回乐”的书生意气。宗璞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缜密构思，从容书写，将一代学人志士的铮铮硬骨，款款深情，写得韵致丰盈，委婉细腻，大气磅然。
　　
    抗战八年，那一代人不仅曾经逃难，曾经躲藏，他们曾经在心灵的战场上拼争，也曾经在现实的沙场上与入侵之敌浴血奋战。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是全体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是宗璞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东藏记》完成之后，宗璞没有停笔，接着投入了《西征记》的创作。在这一卷里，她要抒写投笔从戎的书生学子“五彩笔换了回日戈”，“摧心肝舍了青春景”，怀着“把招魂两字写天庭”的必死决心，远征滇西抗日前线奋勇杀敌的故事。其中多少救国御侮的激愤，流血流泪的悲壮，生离死别的哀婉，爱恨交织的浪漫，在宗璞心中酝酿已久，也令读者充满期待。
　　
　　“小说是作者灵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搅碎了，给小说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现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
　　
    宗璞的创作充满着艰辛。写《南渡记》时，她还在社科院外文所上班，同时上奉高堂，下抚幼女，还要与自身的疾病斗争，写作时间十分有限。一九九○年七月，九十四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他深知因为全力照料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宗璞的长篇小说写作已经中断了几年，这一年他给女儿的寿联说：“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词句之间，饱含着骄傲、满足和喜爱、期待之情。当年十一月，冯友兰先生西去，宗璞大病，又一次入院手术。直到一九九三年秋天，才能够拿起笔来，继续写她的《东藏记》。一九九六年以后，她的眼睛因为视网膜脱落，做了几次手术。虽未失明，却失去了阅读能力，不能拿笔写作了。“秃笔头缠绳索，病身躯遭顿挫”，成了她的艰难境况的写照。但她不屈不挠，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写作。
　　
    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宗璞为读者奉献了大量优雅隽永的小说、散文和童话作品。一九五七年，她的小说《红豆》因为描写知识分子的情感而遭到批判，成为“毒草”。十年浩劫中，写作无从谈起，一九七八以前的十四年间，宗璞没有写下一个字的文学作品。“文革”结束之后，她相继写了《弦上的梦》《我是谁》《三生石》《鲁鲁》《心祭》《蜗居》等小说，大多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摧残为题材，艺术上则兼用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手法。这些作品以鲜明有力的思想、含蓄幽婉的风格和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给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增添了一种超凡脱俗、朴实沉郁的品格。她的散文也大获丰收，平常生活中的所见所想、所感所念，被她精心织入朴素优美的文字，情真意切，温润可人。她的作品不以数量取胜，而是以一种超拔简洁的淡泊之气、大家风范的平和之气和柔中寓刚的凛然之气深深感染着读者。
　　
    一九八二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对宗璞说，你现在到了可以写长篇的阶段了。的确，宗璞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硕果累累，艺术上的准备已很充足；那一段可歌可泣的生活、众多鲜活的人物，经过她多年的心血滋润、抟炼调和，也已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作家可以用自己的眼光看事物，做判断，宗璞贮存了三十多年的一块璞玉才有可能放出光彩。
　　
    宗璞十分赞同英国作家奥斯丁关于长篇小说的名言：“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 冯友兰先生说，佛学中有一句话“纳须弥于芥子”，好大一座须弥山，要把它纳入一粒芥子，怎样纳法，就要看小说家的能耐。宗璞认为，一个短篇小说可以分别侧重于情节、人物和气氛，长篇小说则应将这三者熔于一炉，满足各种读者的需要。所以她给自己的长篇小说提出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既要有供俗赏的好看，又要有供雅赏的耐看。为此，她如一只采花酿蜜的工蜂，一只衔沙聚塔的蚂蚁，孜孜矻矻，潜心创作。在那民族危亡的时刻，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用温文尔雅的方式与苦难抗争，深厚的学养和操守使他们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坚忍。北平的深宅大院，昆明的村野木楼，都是反抗侵略者和进行灵魂搏斗的战场，没有炮火硝烟，却有死灭与新生。虽说一部小说所能反映的只是时代的一个侧面，但宗璞在书中描写刻画的众多人物和他们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却可以充盈在天地之间。宗璞炼意炼句，苦思苦吟，把八年抗战的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众生之相，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命运，一一纳入作品之中，将小说经营得玲珑雅致、气韵悠长、妙趣横生、回味无穷。她说，“小说是作者灵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搅碎了，给小说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现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此话虽然简单，却是宗璞的肺腑之言。她以多病之身，倾尽全力为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而书写，“覆雨翻云，不甘低首”，“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这种灵魂投入的写作，怎不令人由衷感佩，深深叹服！
　　
　　“我知道，她什么都能顶得住。”
　　
    然而不幸的是，《西征记》的写作开始不久，与宗璞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伴侣蔡仲德先生不幸身染重病，虽辗转求医，奋力拼搏，毕竟无力回天，阴阳两隔。几十年来，这对伉俪生活上互相照料，精神上互相依靠，事业上互相支持。宗璞对蔡先生的学术研究给以极大的理解和支持，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蔡先生对宗璞的创作投以热切的关注，他是宗璞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十几年前父亲西行，宗璞生活中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如今先生远去，不啻是天空塌了半边，病弱的宗璞如何能够支撑！但是，深深地了解妻子的蔡先生在病中说过，“我知道，她什么都能顶得住。”宗璞以出人意料的坚强，战胜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她说，父亲和先生都去世了，以后要靠自我奋斗！
　　
    生活在继续。作为一代哲学宗师冯友兰的女儿，打理父亲的著作在海内外的编辑出版事宜，接待各地冯学研究者的探访咨询，参与策划和出席各种冯友兰的纪念活动，是宗璞生活的重要内容，占去了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蔡仲德先生早期从事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后来进入冯学研究领域，继而剖析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写下了多部功力深厚、见地深刻、思想犀利的著作，有的已成为那一领域的经典，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蔡先生生前出版。现在，这些未竟的事业，也要由宗璞来完成。冯友兰先生有诗云：“智山慧海传真火，愿继前薪作后薪。”冯友兰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传火者。现在，他的女儿宗璞正守护着逝者留下的智慧文化之火，盼望它永远燃烧，代代相传。尽管亲人离去，尽管体弱多病，尽管事务繁杂，她的思想没有歇，她的写作没有停，在她的笔下，西征的战歌嘹亮，日本鬼子正在节节败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宗璞坚持不辍，且战且行，她在用自己的坚强和勇敢，告慰父亲，告慰先生，告慰那一段充满苦难和激情的历史，告慰她所创造的书中人物，告慰关心她的亲人和朋友，告慰喜爱宗璞作品的读者。
　　
    燕园深处，三松堂里，宗璞正运筹帷幄，挥军西征。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衷心希望宗璞大功告成，胜利凯旋。尔文【原标题：宗璞：锦心绣口写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