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并不短暂。我想,这是在《北京文学》编辑部工作过的每一位同仁,在回忆《北京文学》所走过的历程时,都会有很多话说。
在我看来,有两点是很值得一提的:
一,是始终坚持严肃文学的方向。
关于“严肃文学”这个话题,现在,似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它了。或者对一个文学刊物来说,它已经不成为一个话题。但是,倒回去若干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在一个并不很短的时期里,它却是《北京文学》遇到的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话题。当然这也是那时候所有文学刊物遇到的共同话题。因为办刊经费的严重短缺,编辑部从领导到每个编辑,甚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创收上。但即使这样依然摆脱不了经济上的窘困。以至于编辑部无力组织笔会;没钱让编辑外出组稿;连稿费也只能开到最低,低得无法跟其他报刊相比。更别说编辑们的福利待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文学》还能不能坚守严肃文学这块阵地?还要不要坚守严肃文学这块阵地?自然就不能不成为一个话题。这期间也不是没有机会让《北京文学》摆脱困境,其间也有些企业家看中了《北京文学》,愿意协办或合办《北京文学》,开出的经济条件是很优厚的。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诱惑。但是,由于编辑部坚持严肃文学的方向不能变;坚持稿件的终审权不能丢,所以,一个也没有谈成。他们宁愿忍受清贫,也要守身如玉,守志如初,就是不能让《北京文学》这块严肃文学的阵地在他们手里丢失了。所以,《北京文学》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二,团结文学青年,努力发现、扶持业余作者中的文学新人。
一个文学刊物,对于作家有个团结问题,要团结作家,团结得越多越好。对业余作者,除了团结之外,还有一个扶持、帮助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更多也更为重要。一个文学刊物能不能不断发现文学新人。让他们尽快通过我们刊物成长起来,是一个文学刊物有没有朝气的表现。文学青年是我们文学的未来。一个能广泛团结文学青年,能不断推出文学新人的刊物,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在这方面,我们《北京文学》也有着很好的传统。
我是1972年到《北京新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当小说编辑的。当时,编辑部很提倡编辑和业余作者交朋友。因此,每个编辑都有自己的业余作者朋友圈子。我刚到编辑部,一个业余作者都不认识。周雁茹大姐是编辑部领导人之一,兼着小说散文组长。她不顾自己患有严惩的高血压病,几次带我到郊区县去看望业余作者。有一次,她带我去顺义县的乡下去看望一位作者,走到田间地埂上还摔了一跤。现在,我的文学朋友中,有不少人就是她当年带我去看望过的。这个传统一直被编辑部传承着。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是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北京文学》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那么多文学新秀。其实,在这些新秀当中,有不少人早已是我们编辑的好朋友了。
现在,《北京文学》无论经济状况,办公环境,都已经今非昔比。我相信在现在的条件下,《北京文学》的同志们会更加看重、珍惜这些经验和传统,去努力营造《北京文学》新的辉煌。【原标题:《北京文学》原主编赵金九:六十年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