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第一次知道钓鱼岛。钓鱼岛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座小岛，钓鱼岛问题也绝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岛礁之争，它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大国博弈的背景，是国与国之间，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之间潜在和直接对抗的一个交集点。

    1971年，美国人将其托管的琉球群岛连带钓鱼岛一并归还给日本管辖。二十天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两个日子相距二十多天，肯定不会是一种巧合。当时在日本国内已有很多人主张中日之间恢复邦交，如果美国率先跟中国改善关系，日本一定会跟进。如果日本能够真诚地对侵华战争做出忏悔的话，中日之间就几乎不存在任何麻烦。美国人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它才会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前二十天，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辖，实际上就是给中日关系的未来打进一个楔子，而这个楔子也的确在四十年后成了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导火索。

    钓鱼岛事件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由于日本野田政权的极度短视和一意孤行造成的。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这种恶劣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同时表达强烈的爱国情绪，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爱国情怀。但与此同时，对这种情怀的表达，有些方面又值得国人反思。

    爱国情怀不能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我们要让它持久下去，成为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这种情怀转换为真正能够让日本右翼以及短视的政客们感到畏惧的力量。因为他们不会怕你的情绪，甚至欢迎你对这个问题仅仅只有情绪化的表达，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他们真正畏惧的，是不管他们拿钓鱼岛争端来给中国制造麻烦，还是极力靠近美国借力压制中国，都不能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都不能改变中国实力增强的进程。

    我的父亲是一名抗日老兵，一直到去世，他的太阳穴附近还有没取出的日本人留下的微小弹片，背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两个弹洞。所以对于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痛苦和创伤，经过我父亲的描述，我非常清楚，也非常痛恨。但是对于日本人，我并不是一味地仇恨。从民族性上来讲，日本是一个缺少思想家的民族，所以他们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显得比较短视，甚至幼稚。但是他们又是一个敢于冒险、敢于赌博的民族。另外，这个民族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很强，有一股狠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断不能小视它。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方本来定于这个月末举行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庆典。但是由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友协于本月23日宣布推迟庆典活动的举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当日本野田政权已经把中日友好的局面和气氛严重破坏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心情，在这样一个时刻，去纪念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呢？如果在此时还坚持举行这种活动的话，这简直就是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亵渎，对日本野田政权的讨好，这种事情中国是不可能做的。通过推迟，我们要向日本野田政权表达中国的态度，表达中国人的愤慨之情。更是向日本政府传达一个强烈信号：今天的中华民族不可欺辱！

    如果日本政府不拿出实际行动来，终止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不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话，这个问题必定会进一步发酵甚至恶化。我们第一步起码要让钓鱼岛争端恢复到事态恶化之前的状态，因为我们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不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断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这就意味着，事态很难避免扩大。但是扩大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发生战争？这就要看如何解决对中国有利。我认为，即使不发生战争，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使用强力。使用强力包括动用军队，包括可能的局部冲突，也包括可能的流血。事态如果到了这一步，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要显示出足够的捍卫国家领土的决心，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最后退缩的不会是中国，肯定是日本。

    四十年前，美国人在中日之间布下的这颗“闲子”，今天已经变成了“过河卒子”，在中日本来就很脆弱的“政冷经热”的关系间，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对此必须冷静应对，找到最有利也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钓鱼岛的问题不解决，就会成为中日关系上一个永久的伤口，它随时有可能导致我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冲突和流血。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报记者黄莹莹实习记者李莹采访/整理）【原标题：乔良：爱国情怀不能仅仅是情绪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