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难吹一根管,王国卿在教最小的徒弟10岁的宋星辉吹管子
【缘起】
在新密市一个叫超化的小镇,吹歌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民间流传了300多年。
吹歌管子乐器源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出自宫廷,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活化石的古老音乐,因为艰涩难学,因为后继乏人,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
超化寺里听绝唱
8月19日正午,阳光穿过千年古柏的荫翳,洒落在超化寺的大殿前。
宋文建、王国卿的两把管子,和宋俊忠、宋星辉的两副笙组成简单的吹歌队,合奏出《传令》,有肃杀昂扬的悲壮,有云卷云舒的庄严。和大殿飘出的悠扬平静的佛乐,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古音律气场。
在超化吹歌的历史上,吹歌只在社火敬神的仪式上或者拜访好友的“拜棚”里演奏,属于民间的高雅音乐,是从不参与婚丧嫁娶的“上九流”。
吹歌之于超化寺,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明朝景泰年间,有一位祖居密县的翰林告老还乡到超化寺朝拜时,将吹歌技艺传授给僧人,明末又由僧人传到民间。
宋俊忠说,超化寺上世纪30年代就被改为学校,寺内最后一位僧人素正被赶出寺庙;1969年,超化寺遭到严重破坏,存有佛骨舍利的超化寺塔被扒掉,舍利不知下落。
且把高雅作谋生
宋文建回忆,从他们的祖先宋大年起,吹歌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有10代的历史了,一直是以高雅音乐的形式出现,但也有尴尬的时候。
1960年的大饥荒时代,他的四爷宋海松、六爷宋长来带着他的两个叔叔和3个姑姑,跟他爷爷宋振亭一起,坐车到新郑,然后又由新郑南下到上蔡朱楼等地逃荒,一路靠吹歌换红薯等果腹。“我那时才6岁,跟着爷爷一起见证这种高雅音乐作为谋生手段,所以记忆深刻。”宋文建说。
因为有了靠吹歌逃荒的经历,宋文建逐渐对吹歌有了兴趣,他开始跟着爷爷宋振亭学习吹管子。恰好,跟其年龄差不多的王国卿是其邻居,在学校宣传队吹笛子,想找传人的宋振亭就让他把王国卿也找来,让他们一块儿学。
十年难吹一根管
超化吹歌使用的乐谱是古老的“工尺谱”,宋文建和王国卿学吹管也是从学习工尺谱开始的。
王国卿猛一接触工尺谱不知所措。更为难的是,宋振亭并不清楚这个工尺谱上的谱子的字该怎么写,只会念出来,不会写,连记录下来练习都有点困难。
这个奇怪的乐器最初让两人很为难,总是找不到高音,有时候知道高音在哪儿,就是吹不出来。更令人难受的是,它不像唢呐一样里面有东西顶着,所以,吹的时间短了嘴上起木纹,吹的时间长了容易烂嘴。
宋振亭告诉他们,“年管月笙当下箫”、“十年吹不出一个好管子”,吹管子是吹歌中最难学的,只有下工夫才能吹好。
隐藏多年获新生
他们学的第一首曲子是《自由花》,这相当于戏曲中的暖场调子:“工尺上上尺,工尺上上尺。六六工尺,六六工尺。工尺上上尺,工尺上上尺,工尺上上尺。一尺一尺工,尺工尺六尺。一一四合,一一四合,工合一四合。”看谱之难,可见一斑。可惜,两人没有学多久,宋振亭就在1972年去世,学习暂时中断。
在那样的年代,超化吹歌只能在黑暗中隐藏。从1960年到1978年,超化吹歌有18年没有公开演出过。但1979年,随着一个人的回归,超化吹歌迎来了新生。
这个人在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教书,叫钱林申。“文化大革命”中,钱林申受到极端冲击,一气之下,1976年回归家乡,在新密大隗镇当了文化站站长。1979年,钱林申被宋文建叫到超化村,说村里的老人们想恢复超化吹歌,“你是音乐老师,你要帮忙”。
老人们坐在一起等了他一天,这让钱林申感到了信任,又感到有责任承担起传承吹歌的重任。
超化吹歌已经18年没有表演过了,但表演的乐器还在。所有的乐器,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村民宋现头冒着危险藏在自己的房檐下才得以保全的。就连18年前录制的磁带,也一并保存了下来。
31年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钱林申不减当年的慷慨。
【缘起】
“吹歌”是中国的一种十分古老的吹奏乐演奏形式,是吹奏乐和打击乐的组合,大约起源于商周时期,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中超化吹歌距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
□首席记者 李长需/文 记者 邱琦/图
口传千年难记录
吹歌发端于商周时期,《诗·商颂》中有“慧慧管声”,就是说管子的声音清亮悦耳。
梳理吹歌的历史,让钱林申更感责任的重大。他决定对超化吹歌进行全面的整理。
在当时的老人当中,只有70多岁的张振恒会吹,也只有他记得大量的工尺谱,而另一位同样年龄的老人郑成会随着别人的调子吹奏,但记不起来工尺谱。
钱林申找来一台录音机,让他们演奏,并将工尺谱说出来。有时候录着录着,他们就忘记了,“我说,不要紧,等你啥时候想起来再告诉我”。
在此之前,超化吹歌的老人们从不知道工尺谱该如何用汉字写下来,他们千年口口相传,却不知道该怎么记录。好在这难不倒钱林申,他熟悉工尺谱,利用汉字中的“上尺工凡六五已”,与简谱中的1234567对应,只不过简谱是随时可以变化的,而工尺谱则一直固定不变。
钱林申录好之后,就住在超化镇连夜整理,他不但将每一首曲谱的工尺谱记录下来,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将其变为简谱。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钱林申一共整理出了30多首曲谱。通过研究,他发现曲谱共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古典曲谱,如《传令》、《清河令》、《万年欢》、《哭周瑜》等,都是在祭祀、歌功颂德等庄重场合使用的;第二种是民歌,如《剪剪花》、《渭调》、《满洲》、《观灯》、《打罐》等;第三种是寺庙音乐,如《神童子》、《五圣佛》等;第四种则是调试曲,也就是练习曲,有《五六上》、《五六凡》、《盘头》和《四尺园》等。
在录制这些曲子的时候,钱林申明显感觉到,这些文文雅雅的曲子,的确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他有着宫廷音乐的高贵与文雅。从乐理上来说,它也有宫廷的形制,它的正音黄钟宫,和西欧钢琴的正音差不多,只略高了一点点,具体来说,它的黄钟宫的振动数只比钢琴高了二三十赫兹;从配器上来说,也和古代的音乐制度相吻合。
只见古谱不见词
既然是歌,应该都是有歌词的,可钱林申询问了不少老人,都说不知道超化吹歌还有歌词。只有一位老人告诉他,民歌《肚子疼》中还有一段唱词:“爹啊娘啊,肚子真正疼啊,大街上请医生啊,诊诊儿的病。”
这段唱词让他相信,吹歌应该大部分都是有唱词的,特别是民歌部分,如《欻垡眼》,就是在地里打坷垃时所唱的,应该都有歌词;另外《渭调》、《剪剪花》等,本来就是曲剧的曲牌,曲剧形成不过一百多年,有词有调,所以吹歌中的这些曲牌也应该有词有调;而古典曲谱中的《传令》等可能没有,但《小桃红》却是诗词中的词牌名,应该也有歌词。
为何这些歌词都消失了?钱林申分析,原来的吹歌可能有吹有唱,但随着发展,慢慢唱的人不多了,所以歌词就消失了。在民歌发展的历史上,只重歌词轻曲谱,因为曲谱可以随时改,而吹歌的发展历史上,可能正相反,艺人只重视吹奏的曲谱,而不重视歌词。
钱林申“有时候也很迷茫”,因为在整理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找到其根源,但总是无法找到,原因就在于它的“口口相传”,无法准确核实。例如《打罐》,就很难弄清打的是不是“罐子”,还是其他的东西。再如其中的《五圣佛》,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该曲牌,但曲谱却与吹歌不一样,不知道何故?
吹歌的歌词已经消失了,这些曲谱及调子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钱林申意识到,吹歌湮灭的速度可能快得无法想象,组建一支吹歌队是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必要举措。
他把村中会吹歌的老人全部集中起来,又找来宋文建和王国卿这些有基础的年轻人,进行集中演练和培训,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这支组建起来的吹歌队在开封1980年的全区文艺会演中,获得了特等奖。
回忆起当年的举措,钱林申不禁有些庆幸:当年那些参加的老人如今全部凋零,而王国卿和宋文建这样的年轻人正成为主力,吹歌的种子算是保存了下来。
留得管吹不失传
在超化吹歌中,管子的地位至关重要,它是主奏的乐器,笙、笛、箫只是配乐乐器,其他的更不用说。“只要有管子,只要还有人会吹管子,超化吹歌就不会失传,其他的乐器则很容易掌握。”钱林申说。
超化镇吹歌队现存三根管子,一根是宋文建的,从其爷爷宋振亭手中继承;一根为王国卿的,从其岳父马黑手中继承;另一根则隐藏在某位村民手中,很少露面。
王国卿说,他和宋文建的管子,据专家考证,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从其磨得光滑斑驳的模样,我们可感历史的久远。
王国卿说,这两根管子的铜管,都是手工磨制,现在很难仿制。几年前,他们曾经请村里的磨砂厂仿制了10多根铜管,但只成了一根。10岁的宋星辉取出这根仿制的铜管,其形状与另两根管子的铜管并无区别,只是孔眼小了许多。吹奏起来,音质上似乎稍弱一些。
所幸的是,管子上的哨片的制作工艺保留了下来。
一节哨片在雕心
作为唯一会做哨片的人,王国卿很乐意为我们展示他制作哨片的过程。在一个竹木扶疏的小院,王国卿从其工具箱中拿出一套工具,一把起子,两个刀片,一张砂布和一根芦苇秆。
王国卿说,芦苇秆的选择很有讲究,必须是秋天成熟了的黄色芦苇秆,最好是山里小溪边的石头缝里长出的芦苇,这样的芦苇比较瓷实;芦苇秆也不能太粗或太细,太粗了发音较低,太细了发音太高;做哨片的部分要选择芦苇秆从根部起的第三节,这一节质地细腻,光洁度好。
王国卿从工具箱中拿出这段干黄的芦苇秆,在第二节与第三节的连接处切断,将之外层刮平磨光,将来作为连接管子铜管的地方。
稍后,他又在第三节中间处截断,这一处将来用作哨嘴。哨嘴的处理颇为复杂,首先需要用瓷片刮去其外面的两层,刮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很容易刮破,这也是不用刀刮的原因。
刮完再用砂布打磨光滑,并将里面的瓤去掉、打磨,之后就是将其捏扁了。如何在捏扁时不至于将其捏坏,这就很需要功夫了。【原标题:既然吹歌起 何以笙管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