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因为写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文章，笔者采访到了著名作家李蕤的夫人——百岁老人宋映雪和他的女儿——学者宋致新，并且写了一篇关于李蕤的文章。后来阅读《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李蕤评传》等书时，笔者发现了《豫灾剪影》之外的李蕤。他不仅是优秀的报纸编辑、记者，更是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作家。他以赤子之心，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书写了心中的波澜，记录了时代的风云。

    疾风知劲草 葳蕤春又生

    李蕤，原名赵国恩，字惠岑，后改名赵鸿恩、赵慧深、赵悔深，曾用笔名赵初、悔深、慧深、流萤等，是上世纪30年代已成名的现代作家。他曾在南阳《前锋报》主编燧火副刊。作为进步知识分子，他写文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被反动地方当局驱逐。1947年，他在开封主编《中国时报》、《前锋报》的联合版春蛰副刊。李蕤作为主笔，以记者的名义刊发了5月30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用美式手铐逮捕河南大学游行示威的部分学生的新闻后，在6月2日早晨被捕。在各界强烈要求下，10日后，他和其他6名被捕人士被无罪释放。但是，他已经在当局挂上了号。1947年11月，国民党当局派军警、特务包围他居住的南京巷汜水会馆，李蕤的家人遭到威胁，被枪指着头不让说话。军警和特务一番搜查后无果而返，在汜水会馆增设了暗哨，开始进行监控。李蕤认为已经不适合再留在开封了。一番东躲西藏后，他于1948年年初，离开开封到上海投奔萧乾，住在章靳以家。后来，萧乾介绍李蕤到当时的北平（今北京）《新路》杂志当助理编辑。离开开封后，李蕤甚为怀念开封的编辑同仁，他给同事刘国明写了一封信，诉说“荒落”之苦。他在每一个经过的地方都挂念开封的消息，都给同仁写信，但是却没有读到从开封寄来的“只言片语”。

    1948年6月21日，开封第一次解放。6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出开封，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解放区。李蕤在《新路》杂志社里，一直关注着河南的局势。得知上面的消息后，他毅然辞去了工作，于8月带领全家奔赴豫西解放区。他在途中写下的《水终必到海》一文，刊发于《豫西日报》，后被新华社转发。李蕤号召知识分子打消投奔解放区的顾虑：“人们的力量，新生的事物，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陈腐的一切进军，而反人民的力量，也在尽一切可能作垂死挣扎。每一个人都置身分水岭头，不是服务人民、帮助新社会的诞生，便是做黑暗势力的垫背、进步社会的阻路石，二者必须选择其一，任何人不能例外。”

    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李蕤重返开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他是随吴芝圃一行进入古城的。开封是他求学、工作过的地方，是他恋爱、战斗过的地方，是他办报、坐牢的地方。望着熟悉的街道，闻着流溢的菊香，想着走过的沧桑和流年，他感慨万千。他“1948年11月6日《开封日报》创刊后任副刊编辑主任，列席社委会”，《开封市新闻志》上这样记载。编辑副刊是他的老本行，组稿写稿更是轻车熟路。当时《开封日报》副刊名叫《大众园地》，稿子多为南下干部的感想文章。1949年3月28日，中原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原大学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原文艺协会筹备委员会，李蕤是15名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任常委。4月，他离开开封日报社，到中原大学研究班学习。6月，《河南日报》创刊后，李蕤主编《河南日报》文艺副刊。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天都有新感觉，每一周都有新收获，每一个月都有新变化。1949年7月，李蕤作为中原文学界的代表之一，到当时的北平（今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文代会一结束，他便立即投入到筹备河南省文联的工作中去。当时河南省文联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三圣庙街省总工会院内，条件十分简陋。李蕤作为河南省文联筹备委员会的专职副主任，求贤若渴，四处邀请名家到河南。他四处奔波，为汇聚河南的新文艺骨干力量而不懈努力。他通过吴芝圃向中组部提出请求，把当时在华北大学创作组的苏金伞挖到了开封。之后，徐玉诺、青勃、栾星、姚雪垠等被调入河南省文联筹备委员会。连当时的青年作家何南丁、郑克西、庞嘉季等也被调来了。1950年1月和3月，《翻身文艺》、《河南文艺》分别创刊后，李蕤任主编。

    朝鲜战争爆发后，河南省文艺界成立了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李蕤任副主任委员。他积极投入到普及性的群众宣传运动中，和其他作家一起编写了一大批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作品，到1951年6月出版了“反美侵略小丛书”19种，1952年出版了“抗美援朝文艺小丛书”30多种。李蕤坚持贴近民间、接纳地气，写了河南坠子《快打美国狼》、河洛大鼓《杜鲁门求神》、快板讽刺剧《杜鲁门求神遇鬼记》。李蕤创作的这些作品十分受欢迎，到处传唱。但是李蕤并不满足，他觉得这些文章缺少真实的生活，远远不如当年他在河南大饥荒中采写的“灾区通讯”真实有力。机会，终于来了。

    战火纷飞处 作家笔耕勤

    1951年11月，胡乔木在北京市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他认为当时的文艺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因此首要任务便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时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的前身）副主席的丁玲在给巴金的信中说要贯彻胡乔木同志指示，组织作家到工厂、朝鲜战场。1952年年初，全国文联计划组织文艺家访问朝鲜。李蕤到北京报名参加的时候，丁玲关心地问：“李蕤同志，你上有老、下有小，就不去朝鲜了吧……”李蕤当时坚定地表示，全家人都支持他。

    宋致新老师给笔者提供了尘封多年首次公开的李蕤在朝鲜写的家书。从这些信件里，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在那个大时代中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1952年2月20日，在去朝鲜之前，李蕤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全国文联秘书长现在是舒群，见面后很亲热。坐了一会儿，我就搬到后海北官房口20号文学研究所来。在这里，见到丁玲、巴金、古元、葛洛、马加、菡子、白朗、黄谷柳、西虹等同志，他们已经听了陈伯达同志的重要报告，学习了一个星期。”除了曹禺准备去工厂、马加准备下乡之外，当时大部分同志热切希望到朝鲜前线去看看，因为觉得机会不可再得。李蕤也想到前线去，“到战地去一下，对于自己的思想感情，会是很大的锻炼。自然，最后是完全服从组织的意见”。

    丁玲对巴金说：“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因此，我鲁莽地把你的名字列在调集作家的名单之内，这种希望和鲁莽我以为可以得到你的谅解。你是否能设法来满足我们的希望呢？”这封信的前面，丁玲说巴金的作品“思想上还有所不够”，去朝鲜是她认为可以提高的途径。巴金不想做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新社会，到朝鲜战地体验生活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有18名艺术家，组长是巴金，副组长是葛洛和古元，其他成员有白朗、王希坚、黄谷柳、李蕤、罗工柳、辛莽、菡子、逯斐、宋之的、寒风、西虹、高虹、西野、王莘、伊明等人。1952年3月15日下午6点前，李蕤、巴金一行到达当时的安东(今丹东)。

    李蕤在1953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的《在朝鲜前线八个月》中写道：“我们第一批入朝创作小组，3月7日离京，3月16日过鸭绿江。开始是团体行动，离开平壤后，即分为两组……”古元和巴金各带一组。李蕤跟着巴金一组进入朝鲜战场西线。

    李蕤跟着巴金初入朝鲜时，行程安排得很紧：3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会见了他们，给他们谈抗美援朝的意义，分析了国际形势，并且给作家们介绍了当前敌我斗争的态势。彭德怀给李蕤他们留下了诚恳、朴实、谦逊的印象，李蕤在《难忘的会见》这篇通讯中描写了彭德怀的形象。3月26日，他们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反对美帝细菌战调查团”大会。当时正是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时候，为了配合这一工作，巴金、李蕤等作家目击了美军细菌战的种种罪证，发出了在朝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抗议和声明；3月31日，全体成员到平壤，在平壤参观，并于4月4日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后来，他们到开城中立区，又到前线各部队去……前两个月里，他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后来到部队后情况好了一点，但敌机轰炸、暗炮打击等也随之而来。

    李蕤在1952年7月7日写给妻子宋映雪的家书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6月）28日，我们（巴金、魏巍）一路，由军到师，在某师部住了一夜，便向阵地出发，当日便越过团、营，住到一个连指挥部的隧道工事里。当天下着雨，我们爬到山上时，衣服尽湿。第二天，我们又冒着大雨，穿过敌人炮火的封锁道路，到我们与敌对峙的某高地。一路上，我们趟过深没半身的河流，巴金同志还常常滑倒。但因为雨，炮弹还很稀少。7月3日，我们亲眼看到一次激烈的战斗，敌人就在我们山前一两里的小山包上发动进攻，打了两三千发炮弹，打了无数个烟幕弹，真是打得天昏地暗。炮火过后，敌人便发动冲锋，连续冲锋16次，但终于没有攻下我们一个班（12个人）坚守的阵地。敌人反伤亡四五十人，丢下很多武器。接着敌人来报复，12架飞机轮番来炸我们那天冒雨去看的那座山，结果被我们打落了两架。在这天的战斗中，对于近代化的战争，才算有了实感，也才更从各个角度看到我们战士高度的乐观主义，树立了牢不可破的必胜信念。”

    巴金在1952年7月17日写给萧姗的家书中记载了他和李蕤在朝鲜的状况：“这里离开城有两百多里路，白天热，晚上凉。但是我和李蕤同住一屋，是朝鲜老太太家，满屋都是小虫，我说是与小虫和平共处。” 而李蕤和巴金、魏巍同在一个师部里，常常一同到前线采访，入夜敌机不断地来骚扰，写作环境十分艰苦。李蕤采写了很多素材，写出了一系列精彩的通讯。这些带着硝烟的作品大都刊发在《人民日报》上，深受读者的欢迎。1953年9月，李蕤报告文学作品集《在朝鲜前线》由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此书由古元设计封面。

    李蕤常常抽空写很长的家信描述前线生活。每次魏巍一看到李蕤写家书，便开玩笑问：“又写小说了，是长篇还是中篇？”李蕤则忙笑着说：“短篇，短篇。”1952年中秋节，是罗盛教烈士纪念碑立碑的日子，场面十分隆重，附近的居民也赶来公祭。公祭的时候，各方面献的花，把罗盛教的墓变为花山。朝鲜政府已把埋罗盛教的山改名为罗盛教山，把他救朝鲜小孩崔滢的河改为罗盛教河。罗盛教的事迹在祖国也引起了轰动，许多青年写信给罗盛教的父亲，愿做他的儿子。崔滢也写信给罗老先生，表示要继承罗盛教的遗志，罗盛教的父亲也写信鼓励崔滢，愿意把这个朝鲜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1952年10月6日，李蕤在家书中写道：“中秋节夜，也曾想到你们，想着你们一定会念着我。但一想到罗盛教，想家的念头就淡多了。”

    在朝鲜前线，巴金创作的《团圆》后来改编为著名电影《英雄儿女》，魏巍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时洛阳纸贵，李蕤创作的《青年狙击手》、《张渭良》等作品也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

    1952年年底，李蕤从朝鲜归国，开封人民群众像欢迎志愿军一样欢迎他回来。他只在家休息了一天，便开始到各个机关单位作报告，一天两场，嗓子几乎要讲哑了。刘海永【原标题：李蕤：以赤子之心记录时代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