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我觉得电影，刚才苏老师讲到文学是电影的灵魂，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如果是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文学还是电影的母亲。

    就是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其实我们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母子的关系，它是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我们可以从四次中国电影的兴盛历史谈起，五四新文化之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左翼作家发起的电影，比如夏英、袁汉生等，左翼电影到抗战电影的历程，其实作家在电影发展当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手的电影。

    第二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电影，这个阶段文学在对电影的支撑点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17年当中非常著名的像《祝福》，改变鲁迅的小说，《小兵张嘎》改编自小说，《家》改编自巴金的小说。

    第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于第四代、第五代导演交互的作用，电影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第四代导演像吴贻弓，《城南旧事》改编自林海英的小说，像《人生》改编自路遥非常著名的小说，也是我们经典文学的组成，《老井》改编自郑义的小说。

    第五代还有像谢菲、余萧萧，《湘魂女》改编自周大兴的小说，那么（张阮新）《青春记》也是改编自长张曼玲的小说。还有八十年代复出的谢晋，他的三部经典，《天山传奇》、《牧马人》等。《骆驼祥子》是老舍的，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品小说。

    那么还有很多，我都不一一来列举了，当然我觉得第五代，文学的推动力量非常大，第五代导演借助文学的力量进入电影，比如说张艺谋，先从第五代最早的，83年张军召开始，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等，《边走边唱》也是陈凯歌的作品，《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霸王别姬》。

    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五代还有冯小刚、田壮壮，田壮壮的《摇滚青年》改编自刘亦然的《摇滚青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都是改编自王朔的，后来改编《集结号》，还有现在的《唐山大地震》，也是改自《余震》这部小说。

    这样一大批作品，我觉得还有第六代，我们在谈到新世纪这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十年，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改编自（彭建起）的小说，还《暖》，《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

    这些有很多，我不一一类举，我现在产生一种观点，从电影，导演自己创作，不管电影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事实不能漠视和忽略的，它是深厚的血缘关系，我称之为母子关系。

    电影是综合的艺术，声音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大，但是作为一个强壮的儿子，我觉得不应该遗忘它的母亲给它给予的最初的营养，好，谢谢。

    张福贵：《建党伟业》明星战术难持久 何不学《巴顿将军》？

    张福贵：我是圈外人，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说电影只是爱看电影，根据这个会议的主题，我着重在思考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感受很深，本来是一个文学理论和影视文学的常识问题，今天我们再次讨论，电影和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足见我们在电影文学和电影制作，也包括文学批评这个环节里，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没有澄清的问题，我们重新探讨这个常识性问题，就说明这个探视性问题出现了问题。

    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想着重谈一下这几年红色经典的改编和新作。我们说到红色经典电影，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这几年出的红色经典电影，严格来说不是红色经典电影，是红色经典叙事，因为它除了红色经典主题之外，应该有经典的创作。

    近年来我们看到诸多的影视作品，只实现第一个目的，没有实现第二个目的，所以经典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要有一种超越性

    但是这种红色经典的叙事，在当下也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在我们当代生活中，这种崇高，这种信仰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红色经典的出现，是在唤醒我们已经渐行渐远的那种精神。

    不管红色电影在技术上不怎么不成熟，但是它本身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价值，就是我们人人都渴望崇高，不管电影中有哪些漏洞，其实你可以看看谍战片中的影片，他们在人格上的崇高，是我们当代社会最为欠缺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很多影片中，这些人物的崇高具有超越性，他不再属于哪个阶级，他具有人类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到哪个点都不能泯灭，不能消失的。

    我前段时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到井冈山去了一次给我震动很大，我们过去是从书本上学习革命传统，到那个地方你实地感受一下，你就能知道信仰的力量有多大，红军的处境有多难。所以红色经典相当程度上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渴望，它帮助我们重建，或者说努力恢复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渐行渐远的人类崇高精神，这也是非常可贵的，这也是年轻人对红色经典比较认同的深层原因。

    我们看到红色经典上座率很高，这种革命者和信赖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既定，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反映地下工作者的影片，无论敌特方的女特务怎样接近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宁愿暴露自己也不暴露组织，这其实就是违背人性。

    你像《秋喜》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既合乎环境又合乎情理，所以红色经典影片在当下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它合乎人性。

    刚才谈到《建国大业》，上座率很高，我们电影始终作为大众艺术看待，大众艺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模式化，因为我们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模式化总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大众文化传播中，模式化是便于群众接受的艺术形式，由于你这种模式化，能够跟观众期待心理达成一致，所以更容易认同。所以这种模式化是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票房价值。

    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革命影片包括这些叙事影片，在格式化使用中缺乏一种创新，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政治大片，特别是领袖大片，我觉得绝大多数，我们政治大片和领袖大片，在艺术上是并不成功，因为我们感受到，我们的领袖大片和政治大片，其实就是在叙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故事，我们着重于政治正确，人格崇高和智慧的超群，这样一个角度去刻划领袖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肯定也有性格的弱点，我们至少也应该从某些生活细节中看看这些伟大人物和普通人一致的一点，这是很多大片中看不到的。

    你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一看《巴顿将军》，包括《切格瓦纳》，他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同时个性化又有人性化，这种人性化恐怕就是人类意识。所以我想可能王兴东老师说的，我们忽略了剧本，确实我也没有看过剧本，可能导演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和我们剧本有比较大的差距，这肯定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他用了特别庞大的明星阵容，所以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商业上的成功比艺术上的成功更大。

    作为一个历史题材的影片，使用当下最红的明星去制作，它有它的票房号召力，但同时由于这些明星在观众眼中过于熟悉，就导致了这个影片的历史性度降低。如果我们使用一些新人，他的个性表演，可能会完成剧本的设计和构思。

    我们都知道《建党伟业》马上开拍，还将使用同一路数，如果这样，我觉得它的生命路也不会太久，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思路，这是我作为局外人一种感受，谢谢大家。【原标题：何向阳：文学是电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