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庄公作为一位颇有作为的国君，长期以来却饱受争议，其功绩为人称道，同时却被认为是阴险狠毒、奸诈虚伪之徒。郑庄公的这些矛盾评价，都可以统一在礼崩乐坏背景下的形象之中。

　　关键词：《左传》；郑庄公；人物形象；礼崩乐坏

　　郑庄公是春秋初期最有影响力的国君，也是《左传》刻画的第一个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政治家。郑庄公在位42年，以卓越的政治才干，使郑国以新封小国身份而在春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率先崛起，成就“小霸”伟业。于周，则初践王纲，不朝天子，败桓王于繻葛；对外则多谋善断，相时而动，结好大国，威服小国，终其一生每战必克，可以说郑庄公是我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政治家之一。但是对于郑庄公的形象，史书及历代评论家却多以“奸诈”、“狠毒”等词语加之。清高士奇说郑庄公“阴谋忮忍”，应该代表了多数论者的观点。目前对于郑庄公形象的分析论述也比较多，对于庄公性格的剖析也比较中肯，但是本人认为，脱离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很难客观地再现其人物形象，也难以对历史人物曲折的经历产生共鸣。因此，本文将把庄公的形象分析，置于礼乐崩坏的大环境下，着力分析其多重身份掩盖下的性格的各个层面。

　　一：礼乐崩坏下的母子之情、手足之义

　　世人对郑庄公的批评多是针对其在克段于鄢中对待弟弟共叔段和母亲姜氏的行为，但庄公是否真的像古人所说的那样阴谋忮忍，虚伪狠毒，不仁不义呢？郑庄公纵恶导叛而逐弟，恶偏私而囚母的原因又是如何，翻阅史籍不难得知。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严邑也，虢叔死焉，它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国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⑴

　　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兄弟相争、母子交恶的根源在于武姜对共叔段的偏爱和共叔段的屡屡违礼逾制，武姜和共叔段才是郑国内乱的始作俑者。

　　按照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只有作为嫡长子的郑庄公方可父死子继，立为郑国国君，作为幼弟的段自然没有资格立为君主，只能由国君封为一邑之主。武姜因为庄公寤生之故而偏爱共叔段，欲废长子庄公而立段，显然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赤裸裸的破坏，也是对强调长幼有别的周礼的僭越。这种大胆的违礼行为在西周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周王室东迁之后，王室权威尽丧，与周代统治秩序密不可分的礼乐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失去了对上层阶级进行教化约束的作用，各种僭越违礼的现象开始屡见不鲜，武姜和共叔段的行为只是春秋初期礼乐崩坏的一个缩影。但是，虽然周礼已经失去了作为整合社会思想伦理、规范交往准则工具的地位，但其重视尊卑有序的核心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从礼的角度褒贬人事。极为重视承继三代之礼的《左传》作者，在行文中清晰地表现出以是否尊礼守礼作为评价人事的标准，因此在叙述郑伯克段于鄢之后，针对《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之言，解释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简短的几句话对共叔段的不悌及逾礼行为提出批评，同时作者认为郑庄公的行为确是纵恶导叛，批评其没有教导好弟弟。

　　《左传》站在礼的角度批评郑庄公纵恶导叛，后世的不少评论者也多持此论，并且诘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我们从郑庄公当时所处的险恶政治环境出发，重读克段于鄢一段，就会发现庄公的“纵恶导叛”不仅表现出了庄公在残酷斗争中培养出的思虑深远、隐忍深沉、相时而动的政治智慧，还能体会出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人伦悲剧中闪现的一丝人性温暖。庄公在共叔段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之时，仍顾及手足之情，希望其幡然悔悟，没有立即采取

　　针锋相对的行动。当兄弟相残不可避免之时，庄公也只是将其逐出国境。对于偏爱幼子、对自己有着病态仇视的母亲武姜，郑庄公也只是将其囚于颍地，当看到颍考叔为了母亲“食舍肉”时，便“语之故，且告之悔”，最后在颍考叔的建议下与姜氏隧而相见，母子和好如初。可见庄公在残酷的权力争斗中，在冷漠狠毒的君主面具之下，心底还存留着对母子深情、手足之谊的深深眷恋，这些人性中最原初、最真切的情感是永远无法完全磨灭的。因此在评价郑庄公这个人物的时候，如果无视其人性的一面，而只是一味地斥责其阴险狠毒，对古人显然是不公允的，不少评论者在这个问题上持论甚至不如《左传》作者更加公平。

　　二：介居尊礼与尚实之间的行为哲学

　　“介居”一词多被用来表现郑国在大国夹缝中艰难求存的尴尬处境，但这个词同样可以用来形容郑庄公在礼乐崩坏的时代充满矛盾的行为哲学。郑国作为与周王室血脉相连的姬姓诸侯，天然的与宗周有着特别的亲近。武公时曾辅佐周平王东迁，周公黑肩曾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武公与庄公又曾长期担任平王卿士，即执政官，因此郑国统治者对于强调宗法分亲等政治伦理的礼相当重视，郑国人也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庄重严肃的印象，至今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很严肃时仍然说他“郑重其事”。郑庄公对于礼也是非常重视，《左传》中有不少关于庄公尊礼的记载，《左传》作者甚至以“君子曰”的形式对庄公尊礼的行为进行褒扬：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隐公十年）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许无庭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隐公十一年）

　　其余诸事，如会王师伐宋、如周朝王、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齐人朝王、以王命伐宋、败戎师救齐以及与诸侯间的盟会渝平等，都符合礼的原则。繻葛之战中大败王师，郑庄公却阻止了部下追击周桓王的打算，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理有度。郑庄公在政治活动中尊礼守礼，为自己塑造了礼乐文明捍卫者的形象，在外交中占据了道德舆论的制高点，并藉此最大限度地为本国谋求利益，表现出了纯熟的政治技巧。

　　但是，郑庄公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当本国利益受到威胁或者遵礼不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时，郑庄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礼的条条框框扔在一边，采取断然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周天子，一旦对己不利，郑庄公则毫不犹豫地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如怨畀政而取温之麦、成周之禾，恶夺政而战王师于繻葛。对于周王室，郑庄公是争取与斗争并重，既可以假王师以令诸侯，又敢于与之刀兵相见，使得庄公表现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桀骜不羁。对于诸侯，郑庄公更是于己有利则友之，有隙可乘则刀兵加之，远结大国，威服近邻诸侯，“脩廪延之郄，则伐卫；报东门之役，则侵卫；为邾人释取田之憾，则伐宋；忿请成之弗许，则侵陈；假王令以兴师，则伐宋；兼三国之师，则取戴；托违命以虐小，则入郕；饰鬼神之不逞，则入许；怒周班之见后，则战郎。其他连衡植党，相从牲歃，难一二数。”⑵郑庄公外交手腕之灵活、行事之决绝果断、为人之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可见一斑，全然一副毫不讲“礼”的模样。对此，《左传》也多有批评，如隐公三年郑国军队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批评其“信不由中，质无益也”；隐公十三年郑庄公令军队以牲诅咒射杀颍考叔者，作者又借君子之口评论道：“庄公失刑政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对于郑庄公的一些军事行动，《左传》也以微言大义的方式予以批评，如“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隐公五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隐公六年），依周礼制，“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庄公二十九年），作者在此用“侵”字，显然是要强调郑国出师的不正当性，是与礼不合的。

　　郑庄公这种看似矛盾的人生哲学，一方面是由其自幼成长的环境造成的，庄公因为寤生的缘故，为母亲所厌恶，甫一即位，便面临弟弟共叔段的叛乱，母亲也在中为虎作伥。在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下，郑庄公只有学会审时度势，学会必须的坚毅果断和不可避免的狠毒，方能赢得生存，并在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因此，庄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实力的推崇，而为了壮大自己，就需要以实用主义思维取代礼的种种限制，各种行动只需行之有效，而不管是否合乎礼的规则。另一方面，郑国的社会现实要求郑庄公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外交政策。郑国处于中原腹地，北有晋，南有楚，东面有宋、卫、齐、鲁，在春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已经隐隐显现出介居大国之间的危险局面。此时郑国需要的不是宋襄公之类的迂腐守礼的君主，而是一个有着强硬而又灵活手腕的国君，在这种格局之下，郑庄公唯有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壮大郑国实力，方能在强敌环伺下生存下来。因此郑庄公的远交近攻、假王师以讨诸侯，皆是出于现实需要。最后，郑庄公之所以在尊礼的同时崇尚实用主义，最终还须在礼乐崩坏的时代背景中寻找根本原因。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权力逐渐下移，旧的世袭家长制统治秩序趋于瓦解，各诸侯国的自我意识增强。虽然各诸侯国内部仍是宗法世袭的模式，但诸侯国与宗周之间旧的血缘关系带来的亲近与认同感渐渐丧失，各国之间更是争执不休。礼崩乐坏带来的，是旧有的政治伦理的崩溃和行为规范的丧失，新的能够整合人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尚未成型，藉此，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最大限度的整合社会资源的实用主义思想渐趋活跃。郑庄公正是敏锐地感知到了时代的变化，没有拘泥于旧有的思维模式，而是大胆突破礼的限制，不拘一格，以灵活圆熟的政治技巧，为郑国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开创了“小霸”局面。

　　三：时代变革中的悲剧英雄形象

　　郑庄公纵横春秋初政坛四十二载，数战诸侯联军，弗有不克，败王师， 取其禾麦，伐宋、卫、陈、郕、鲁，战无不胜，几灭许，完全是一副枭雄之姿。那么为什么说郑庄公又是时代变革中的悲剧英雄呢？

　　其一，郑庄公的个人缺陷使其执政多有过失，给郑国留下了巨大隐患。正如高士奇所言：“郑庄公亦一世之雄哉！然而不能崇固国本，内宠多嬖，三公子皆疑于君。至忽、突、子斖、子仪之际，争杀祸兴，国内大乱，则皆阴谋忮忍所积有以取之。”⑶郑庄公在位之时，专宠祭封人仲足，使之为卿。祭仲为庄公娶邓国之女，生昭公，郑庄公死后，祭仲立昭公为国君。而宋国大夫将女儿嫁给庄公，生厉公，宋雍氏欲立之，于是拘留了祭仲并强迫其改立厉公为君，自此郑国陷入内乱，直到鲁庄公十四年，厉公居栎十七年后复入郑国为君，郑国政局才稍为稳定。祭仲专权及随后丧失立场改立国君，致使诸公子争立，使得郑国国势急剧衰落，这一切最终都要归结于郑庄公的专宠祭仲与没有处理好继承人问题。艰难开创的“小霸”伟业，因为一些不当操作而迅速崩溃，不可不谓悲剧。

　　其二，郑国的先天局限，使得“庄公小霸”终不能持久。郑国位于中原腹地，土地狭小，资源贫乏，虽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但在战时，郑国缺乏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那种持久力。而且郑国周边诸侯林立，强敌环伺，国内又无险隘之地，使得郑国成为大国间的理想战场。郑庄公去世后，国内大乱，晋、楚相继崛起，郑国最终陷入介居大国之间的危险局面，最终走向了灭亡。反观晋、楚、齐等国，多数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周无强敌，便于对外扩张，使其有能力争霸中原。郑国先天不足的现实局限，使郑庄公最终没能站到其应有的高度。

　　其三，郑庄公从思想倾向性上讲，是一个礼乐文化的维护者，在纯粹的个人意愿上，他尊礼，守礼，愿意服从礼所象征的秩序，这些能够从他对周天子始终保持的尊崇上看出。但郑庄公一生所为，其为郑国崛起所做的努力，最终都成为了加速旧秩序崩溃的助力，使他成为了自己所维护的旧秩序的掘墓人。这种略显荒诞的处境，带着浓浓的悲剧意味。郑庄公虽为一世之雄，却也是春秋大变革时期第一位悲剧英雄。

　　郑庄公的一生颇具戏剧性，其人物形象也很是复杂。在其光环与骂名之下，既有一位卓越政治家的智慧谋略，又有着寻常人的情感，还有着浓浓的悲剧色彩。我们看到的，是两千多年前，一位悲剧英雄的天纵雄姿和令人叹惋的无奈。

　　注释：

　　1. 李梦生：《左传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3页。

　　2. [清]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606页。

　　3. [清]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606页。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李梦生：《左传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周礼》，《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 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 赵子谋：《郑国二十三君评传》，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