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是一个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经商成巨富大贾，从政成显赫的丞相，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人从政而业绩卓著者。他经过商，摄过政，打过仗，编过书，是秦完成最后统一的大功巨。

　　善投机，会取巧，最懂生意经。深谙商业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他致“富”的秘决。不懂吕不韦就不懂中国商人。

　　秦始皇第一个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在完成最后的统一大业中.吕不韦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吕不韦约生于公元前290年至280年(赵惠文王九年—十九年)之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他的家世无史可考。成年后的吕不韦奔走于各国做生意，后来经商到了韩国，成为“家累干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人”。

　　公元前265年，即秦昭王四十二年，吕不韦到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遇见了做为赵国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秦昭王的孙子，异人的生母夏姬不受宠爱，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又排行居中，倍受冷遇，被送往赵国当人质。身处异国，处境自然很危险，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所以，赵国对异人很冷淡，异人的生活极其拮据。吕不韦见而“怜之”，并以生意人的眼光看待异人，认为“此奇货可居”，决定用金钱帮助异人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为此，吕不韦曾回家和父亲商议，他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利?’父亲回答说：“能获十倍利。”又问“经营珠玉又能赢几倍的利?”回答说：“能嬴百倍的利。”再问“帮助立一个一国之主，能赢几倍利?”父亲说：“能赢无数的利。”吕不韦因而得出结论，“现在努力耕田，不见得能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个国君，得到的益处，则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大利可图的好事，值得去做。”从此，吕不韦弃商从政，由商界进入政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吕不韦先去拜访异人，声称能叫异人飞黄腾达，异人不信。目不韦便说：“你不知道，只有使你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吕不韦分析情况，认为“安国君宠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可异人长期客居在外，关系疏远，且境况不好，没有能力孝敬长辈和结交宾客。于是，吕不韦拿出“干金”，送异人“五百金”，让他结交天下诸侯宾客，另“五百金”购买“奇物玩好”，准备西游秦国，活动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吕不韦首先走华阳夫人姐姐的门路，通过其姐“以物献华阳夫人”，并说异人如何贤明，“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华阳夫人听了心中“大喜”，对异人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其姐便进一步劝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继承人。她说：“女人得宠靠的是姣美的容貌，可是容颜易老，一旦年老色衰便会失宠。要想永保受宠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乘受宠时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可是你没有亲生儿子，应该及早在众公子中选一位合意的。如今异人贤德有加，而他的地位又不突出，他的母亲也不受宠，如果你立他为太子，他会终生感谢你，你的地位也就保住了。”吕不韦的多次游说与贿买获得成功，华阳夫人被说动了，安国君终于同意，“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确立异人为王位继承人。在赵时，吕不韦宠爱的一个美貌的歌舞姬，异人十分爱慕，吕不韦就把她送给了异人。不久美姬便生下一子，取名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55年，异人与吕不韦由赵归秦，吕不韦让异人穿楚服去进见华阳夫人，因华阳夫人原籍楚国。果然，华阳夫人非常高兴，当场叫异人改名为子楚。

　　公元前250年，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子楚为太子。但安国君登上宝座三天就去世了，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相邦(宰相)，封“文信侯”，自此开始，泰国的军政大权开始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然而，子楚即位后三年又死了，年仅十三岁的太子政(即赢政，秦始皇)继位，吕不韦再次出任相邦，号称“仲父”，辅孤理政，稳定了秦国政局。

　　此时的泰国经几代人努力，已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由秦来完成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吕不韦任相邦后，仍然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并在军事理论上给以论述。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指出兼并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秦国发兵是“讨暴安良”的义兵，阐述军队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随敌情变化制定战略战术等。但当时的六国还有力量同秦国抗衡。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君纠集各诸侯国发动了进攻，“东周君与诸侯伐秦，王使相国帅师讨灭之。周既不祀，周比亡”。吕不韦亲自率兵击退这次进攻，攻灭了东周、“尽入其国”，“东西周皆入秦，周既不礼。”从此，东周君灭亡了，这不仅是东周最后一个属国的灭亡，也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重要的是结束了延续八百年的天下共主的所谓正统的最后统治，秦一统天下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

　　接着，吕不韦又积极进攻，一鼓作气，派蒙骜东伐韩，取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秦的边界逼近魏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建立了三川郡(黄河、洛水、伊水之间)，中原的心脏地区从此为秦所占有。公元前249年至248年，秦完全占有了韩、魏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并北向攻赵，设置了太原郡。至此秦占有了太行山以西地区，进出太行山的要道控制在秦的手中。

　　公元前244年，吕不韦代理朝政后，并不满足已取得的胜利，又派蒙骜攻韩，取得十三城。次年又攻魏取二城。第三年兵分三路向魏进攻，共取得二十城，设置东郡。魏都大梁已处在秦的三面包围之中。公元前241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秦国又一次打败了五国合纵攻秦。公元前238年，秦又攻取了魏的垣、蒲阳，这样便扩大了东郡，使东郡从三川郡以东，沿黄河南岸向东边伸展，横插在赵、魏、齐三国之间。从此、秦的领土就和齐相接，这就截断了赵与韩、魏两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秦分割三晋，可以各个击破的有利形势，为最后灭掉韩、赵、燕、楚、齐打下坚实的基础。

　　兼并战争的节节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方六国，它们再也没有力量来阻挡秦统一了，作为即将统一中国的秦国的相邦吕不韦，必然要研究思考完成统一的军政策略，以及如何统治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问题c因此吕不韦组织人力，集中宾客三干人，令其著书立说，于公元前239年，编写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而《吕氏春秋》被人称为“杂家”。但它庞而不杂，融汇儒、道、墨、法、兵、农、名等诸子各家学说，有取有合，兼容并包，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吕不韦的政治思想学说。

　　随着战国末年各学派逐渐统一的历史趋势的出现，吕不韦主张博采众长.“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即不拘一家取长补短，突破各学派排斥异说、定于一尊的做法、建立一种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吕氏春秋》承继了儒家“德政”和“重民”的思想，摒弃了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谈；批判墨家的“非攻”，“救守”，却赞同墨家“尊师”，“节葬”的主张；吸收法家的“变法”、“耕战”、但反对法家一味地强调“严刑峻法”。由此看来，《吕氏春秋》对各家学派的取舍，是以如何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为标准的。虽然《吕氏春秋》融合百家有缝缀痕迹，前后矛盾，重复，但这种建立思想体系的方法却包含有科学、合理的因素，也给入以启示。

　　吕不韦在政治上主张结束分裂，谋求建立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吕氏春秋》认为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乱世”.是由于“诈术并行，攻战不休”的分裂割据局面造成的。为此，提出“一则治，两则乱”的观点，把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同社会的治乱安危联系在一起。这样，《吕氏春秋》认为“乱莫大于无天子”，最要紧的是拥立“新天子”，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权，以结束分裂割据的状况。而为了政令的统一，吕不韦还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即所谓“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就是中央集权制。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制，吕不韦认为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统一的封建等级制度，即“正名分”并把这当作是控制臣下的手段和方法。在施政方针上，吕不韦倾向于“德治”，辅以法治。他把行德、义放在首位，否定法家的单纯强调刑罚。这实际上就是软硬兼施，政治说教与暴力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方法。对法家所提倡的君主必须有“权势”，懂“君术”’他表示赞同，但《吕氏春秋》却说：“大圣无事而千官司尽能”，劝君主“清静无为”，不必事事躬亲，让臣子去竭诚尽力。这种看似矛盾，既强调君主集权，又力劝君主无为的虚君实臣的主张，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秦国政治生活的矛盾，两者的统一也说明，是吕不韦现实中的政治需要，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被秦王政宣布与一起宫廷政变有牵连，而下令免相，出居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第二年又下令把吕不韦流放蜀地。不久，吕不韦在流放途中“饮鸩(毒酒)而死”。

　　吕不韦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身商人而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代奇人，他两任相邦，积极推进统一全国的事业。“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与吕不韦的功业是有密切联系的、同时，为了给秦的统一事业作舆论准备，他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创立了新的统一学说，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增添了新的内容。虽然作为商人的吕不韦迈上政治舞台后，不免贪求利益和权势，但他对秦的统一事业是有突出贡献的，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原标题：吕不韦：诗人富而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