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资料图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他对唐代诗人韩愈的痴迷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1913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大把胡子，对学生要求很严，要学生学写桐城派古文。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钻研韩愈的文章。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对这段读书经历仍然充满深情：“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可见韩愈对毛泽东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很得韩愈笔意。1952年，毛泽东还应湖南一师历史老师罗元鲲之请，为袁仲谦撰写了墓文，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唐代文学家。一生仕途不畅，敢于直言，才识兼备，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在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在文学上，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骈俪文风，提倡散体，主张文道合一，务去陈言，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诗文著作收入《昌黎先生集》，他的散文和诗歌，对当世和后代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读韩愈的文章，当然不是像小时候读私塾时那样只知死记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首先凭借注释和词典，了解领会大意，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此基础上，进行反复默读和朗读，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愈的诗文大都被毛泽东背得烂熟于心。

　　不仅如此，他在读书的过程中，还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愈作品的笔记，涉及韩愈作品《感二鸟赋》等十多篇。在这个读书笔记里，不仅有对词句的释义，还有对思想内容和观点的圈点、眉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韩愈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明辨是非优劣，达到去伪存真、求精去粗的目的。

　　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阅读热情依然不减。1965年8月，他专门要来《韩昌黎全集》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篇之多。其中，毛泽东手书过的有3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他还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随县，引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编辑和流传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的精熟和偏爱，就不会有这样的妥帖批语。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除研读韩愈的诗文之外，还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将古代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财富，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愈的《送穷文》；“行成于思”源于韩文《进学解》。《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有诗句：“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就出自韩愈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转化为“蚍蜉撼树谈何易”，不仅文字有所减少，而且更充满了义勇和自信。《贺新郎·别友》结尾云：“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四句原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其中的“呢呢儿女语”，即出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韩诗的开头两句是：“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形容唐代著名琴师的琴声，好似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温柔缠绵地低低絮语。毛泽东化旧为新，借以表达革命者四海为家、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志向。《卜算子·咏梅》中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其中的“山花烂漫”也很难说与韩愈《山石》里的“山红涧碧纷烂漫”没有关系。

　　毛泽东对《师说》、《进学解》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也给了很高的评价。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劝学思想被毛泽东所看重。1940年秋在延安时，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泽东对迎接他的人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1949年，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在此，毛泽东不是抽象地谈论气节，也不是以是否正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以看其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从韩愈的《伯夷颂》到毛泽东的伯夷批判，是典型的推陈出新。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大礼堂召开的职工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今天，我们仍要学习毛泽东勤学精思、不断创新的学习方法，不断加强学习，努力读书，为自己的进步奠定坚实基础。【原标题："书生"毛泽东喜欢读书 受韩愈影响改变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