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见辄言”，即使获罪也在所不辞。“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这是韩愈用热血写就的心中呐喊。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分析：士人“谏诤”与社会环境有关

　　除了个人理想，韩愈其所为还与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谏诤”是中国古代士人一向的传统。而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比较鼓励进谏、注重纳谏。二来，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韩愈的“谏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