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来，他们压根没想过要南迁。“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就完了嘛。”家诚说。

    到1955年左右，家诚发现家里的境况已经很糟糕了。家里摆着的各种古董、黄马褂都一件件地没了。祖上分家时分到的40间房，已经只剩16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政府找袁家诚谈话，问他：你有16间房，算不算剥削阶级？袁家诚一想，都问到头上来了，那就交公吧。对方说你想放弃是吧？可以，还得写个申请书，宣布自愿放弃所有权。后来到“文革”，袁家诚就万分庆幸这决定：留着这些破房，不被打成资本家才怪。

    各种运动接踵而至。袁家诚和袁家楫都从贵族公子哥，变成劳动群众的一分子。袁家诚大学梦破灭后，到天津矿山机械厂上班，边劳动边到工人夜校当教员。后调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做后勤。他报了两个夜大，一个学外语，一个学医学。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内蒙古一所公社医院，在那里他呆了八年。医院要抽派一个人进修X光技术，当地人怕学这个影响生育，于是成全了袁家诚，他成了专家。

    袁家后人境遇的改善，多少与袁家骝1973年回国有点关系。袁家骝回国前，周恩来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用三天时间突击为在天津的袁世凯后裔落实各项政策。

    袁家诚1978年回到天津，发现医院的副院长，正是他当年辅导考上大学的同学。副院长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袁家诚今年七十三岁，仍习惯一个人开车。他爱开快车，“我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说，“我不喜欢落在人家后面，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他把自己的遗憾化为教育子女的严厉—他为儿子专设了一个本子，每天请老师签下放学时间。他要求儿子15分钟必须到家，不许在路上跟别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来，响动惊动四邻，听者无不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他说，“咱们这么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沉沦在社会底层。”

    孩子们倒也争气。儿子现在是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做英语翻译。

    袁家楫三年刑满，作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统所辖工厂工作。在之后二十年，他种田、养猪、打土坯、烧窑、挑砖、抬筐、打包种种重体力活儿，倒炼成了一身野蛮体魄。他接连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上大红花接受群众的鼓掌。那掌声如他在维克多力夺冠时一般热烈，只是台下的红男绿女换成了工农兵，无人知晓那就是当年名满津门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东方宾馆住了一礼拜。最后一天，政府各部门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顺德饭店宴请他们。同桌的法院院长对袁家楫说：“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么要求没有？”

    袁家楫喉头一哽，过许久慢慢说道：“我今年五十岁，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给我恢复名誉，给我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车修理六厂。在五十岁这年他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会上他见到了黎元洪之子黎仲修、曹锟之女曹士英、段祺瑞之孙段昌岱、冯国璋之孙冯幸耘—都是老熟人。

    2008年，袁家楫和女儿一起去台湾旅游，最后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点上码头闲逛，哎，这个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咸湿的海风打在脸上。那会儿这边是卖凉席的，那边就是卖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带兵跑步。一圈跑完回来，码头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动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紧不慢地回到“中胜舰”吃早点。

    袁家楫一个人停在那里，想了很久。【原标题：袁世凯后人：大总统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