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书，史事翔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史学家将司马光与司马迁并称为史界“两司马”，是完全有理由的。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的主要学术成就，就在于他主笔编写《资治通鉴》一书。一部《通鉴》费尽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耗时19年，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操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自述：“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下迄五代末赵匡胤灭后周以前（959年），凡1362年。作者把这1362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在重要段落后有“臣光曰”的史学评论，反映他对重大史事的观点和评价。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史学名家作为助手，他们均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资治通鉴》草稿成于众手，但最终使之成为一部浑然一体的史学巨著，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定稿。该书博大精深，前无古人。在史学著作的编著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选材的广泛和严格。该书先期编有丛目、长编，取材尽量广泛，遵循“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则，史料选取内容侧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论治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采用之书除十七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等杂史资料总数不下330多种。
       
    二、精审考异、务得其真。历史著作的真实为第一要务。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取舍、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 《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印行。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
        
    三、编制目录、条理分明。《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有《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史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体，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
       
    五、集思广益、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
        
    六、撰写附论、史识明达。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诫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辅政的诚意和公忠体国的苦心，寓褒贬臧否于其中。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他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直不弯，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言行，传为美谈。就连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对他的政绩，人们虽有不同评价，但对他的爱国爱民的高尚品德给予一致赞扬和肯定。【原标题：司马光 三晋史家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