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实际上,黄歇之攻鲁灭鲁，不仅是乘人危难之举，毫无功劳可言；而且在战略上，也犯了重大错误，楚国也并未因此真的“复强”起来。
 
    黄歇从公元前261年攻鲁,至公元前249年贬鲁君为家人，前后长达十余年时间，其间共进行了二次大的攻伐，确实是黄歇政治生涯中一件大事。第一次，公元前261 年（楚考烈王二年），楚攻鲁，取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鲁为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
 
    战国中期后，魏渐衰，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泯曰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个诸侯国。公元前280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 当然再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对楚的北上攻鲁，也只好听之任之，难以反击。秦、赵两强正在长平酣战，无暇东顾。
 
    楚国就是这样利用齐国衰弱、秦赵大战之际攻鲁取徐的。楚攻取鲁、徐，既不表明楚之强大,更使自己在泗上陷于孤立，错失团结魏、齐及泗上诸国自强抗秦之良机。而对秦，则仍然忍辱退让。如攻鲁前一年，当秦来攻时，楚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屈与秦和。自己的大后方宁可让给敌国，而对邻国、友国则大肆攻伐，且又难长期占领和巩固其地，显然是战略眼光的短视和决策的失误。
 
    第二次，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 楚第二次攻鲁,迁封鲁君于艹吕(今山东艹吕县),取其地,即所谓“楚复强”。
 
    过六年，又迁鲁君于卞，贬为家人，鲁亡。其时正值邯郸大战之后，赵都之围虽解，但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他顾。秦虽败邯郸城下，但国力未损，第二年就出兵猛攻韩、赵，先去韩之阳城，斩首四万，接着又攻赵,取二十余城，斩首九万。
 
    西周背秦,即被秦灭,诸侯惊恐。在这一严峻的政治军事氛围中，黄歇又挥兵北上攻鲁灭鲁,把矛头对准齐国,以保自己淮北封地。这是典型的杀鸡取卵行为,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楚复强”？过两年，由于韩、魏朝秦，楚恐，慌忙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公元前248年，黄歇刚趾高气扬地贬鲁君为家人不久,就又气急败坏地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为由[26]，请改封地于江东。既“边于齐”，又“事急”，可见黄歇的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大大地激怒了齐国，楚齐关系紧张；又三晋战败或服秦，北部边境吃紧，只得匆匆往东南迁移。所以黄歇的攻鲁灭鲁，纯属短见投机行为，不仅没有给楚国带来“复强”局面，反而与齐国结怨，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加速了败亡。
 
    其三，关于五国合纵击秦失误问题。楚迁都巨阳和灭鲁后，山东诸国或内部倾轧，或相互攻伐，形势日益恶化。其间除了魏信陵君于公元前247年率五国之师大败过秦外， 余均被动挨打，每况愈下。特别是公元前242年，秦大败魏后，建置东郡,使本国土与齐境相接。断“山东从亲之腰”，韩、魏危在旦夕，其他各国亦感唇亡齿寒，赵、魏、韩、燕、楚五国才又合纵抗秦。由于楚国版图最大，实力最强，故楚考烈王被推举为纵长,春申君“用事”。五国军队攻至函谷关，秦一反攻即溃散。对此，楚考烈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27]。“以咎春申君”说明黄歇在这次行动中不积极不认真,谋画不慎;“以此益疏”,楚考烈王已对黄歇不信任了，但欲罢不能，用而无功，黄歇主持下的楚国政治，就是处在这种消极无为的状况中。黄歇这样辜负考烈王的信任，并非偶然，而是他主政以来惧秦心态和亲秦路线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既无孟尝君谲诈善变的本领，又无平原君坚决抗秦的气魄，更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胆略，只是一位平庸无奇、巧辩而不实的徒具虚名之士。

三

    春秋时期的楚国，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强国；入战国后，楚国虽仍不失为一南方大国，但它扼杀了吴起变法，失去了改革图强的良机，国势已渐衰退，江河日下。宣威图治复强,但时仅四十年,之后即进入了楚怀王统治时期。“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28]，内政不张,外交失误，楚国败亡，历来归咎于楚怀王，不无道理。
 
    但楚怀王毕竟对秦还敢于抗争，被骗入秦后，又至死不割地不低头，应该说对楚国统治集团留下了血的教训，这本来是足够楚人深思的，也能激励人们痛定思痛，立志复强，但可惜的是，楚怀王子顷襄王是一个软骨头，战则败，败则迎归于秦，“结和亲”[29]。对此，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愤慨之极，并叹息道：“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 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30]郢亡徙陈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采取措施，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着力恢复。但黄歇主政的二十五年，丝毫不见有紧迫感，更谈不上有任何卧薪尝胆精神；相反，黄歇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恣情享受,操弄权柄，激化矛盾，楚国更加岌岌可危。
 
    楚国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以王室为首的世袭贵族手里，但对贵族的封地还是有所限制的。吴起变法时，集中地打击了一下旧贵族,出现了昭、屈、景三大族联合执政的局面,一时生机盎然，政治上有一定活力。这是吴起变法后带来的积极成果。但吴起毕竟是被阳城君等数十家旧贵族杀害的，变法措施也因而被摧毁了,故楚自春秋末兴起的贵族封君制,更加向大（封邑大）、滥（滥封）、尊（位尊）的方向发展，以致楚考烈王继位后,任黄歇为相（令尹），又封为春申君，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的大封君。
 
    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黄歇这位封君,凭其原侍考烈王入质于秦十年的经历，得到无限的信任,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特权于一身，名尊权高,在封邑内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俨然一独立王国。
 
    其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楚国命脉。后与齐关系恶化，又改封吴，远避兵锋，役使臣民，开渠建仓，以满足奢侈淫逸生活的需求。《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注太湖，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见役使臣民之众。水利的兴建，必然带来粮食的增产，黄歇于是赋税剥削源源不断，故又在吴地建有东西“两仓”[32]。在此同时，黄歇又大兴土木，“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33]。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见此不由惊叹：“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34]黄歇这位独特的封君，实为楚国肌体的毒瘤，吞噬着楚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