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并因此，“卧不安，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17]。楚威王死，楚怀王继位后，对此失去戒心，特别是不听陈轸、昭睢、屈原等的忠告，坚持亲秦，终酿成“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18]的悲剧。
 
    楚威、怀两代，对秦的战略意图应该是认识得很清的，对秦的野心也应该领教得很深，且楚怀王本人也留下了血的教训，但其后，尤其是楚顷襄王还迷途不返，亲秦惧秦，越陷越深，以致蒙受亡郢辱祖之后，又造就了楚国末年一代的投机取巧的政治家黄歇，抛出误国的所谓“上秦昭王书”。
 
    这份“上书”绝非偶然的巧辩之词，而是在被秦国打怕之后，推行屈辱投降路线的产物，是楚怀、顷襄两代腐朽没落的现实写照。在楚怀、顷襄、考烈王和黄歇这些没落的政治代表统治下的楚国，最终为秦所亡，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从“上书”的当时现实环境看,秦将白起拔郢后，楚已“东北保于陈城”[19]，政治、军事重心转向东北，即已向中原诸国，特别是向韩、魏靠拢。从战略观点看，楚既已北上，当应全力团结韩、魏及其他中原诸国，才能图存发展，舍此，别无出路。关于这一点，黄歇本人也是清楚的。
 
    如他在“上书”中指出,秦如“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 [20]。故韩、魏实为楚之军事屏障，韩、魏存，楚存，韩、魏亡，楚危。黄歇明明知道韩、魏地位之如此重要，却反其道而行之，教秦攻韩、魏，把祸水泼向邻国。这位“辅国持权”者的嫁祸于人、侥幸求生的心态昭然若揭。楚国命运掌握在这样的政治代表手里，不能不是楚国末年政治的重大失误，是楚国的不幸。

二

    黄歇至秦“上书”后，楚为博取秦之欢心，第二年即采取了两大行动：一是在秦的组织下，与秦、韩、魏一起出兵攻燕（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二是使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其后，秦实行“远交近攻”方略，把楚搁置一旁，集中力量打击三晋。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危， 黄歇为保证太子完即位(实际上是让自己执政)，对秦相范睢恳切陈辞：“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如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21]结果太子完、黄歇均得以回到楚国。太子完继位后，是为楚考烈王，黄歇则被任为相，封为春申君。太子完、黄歇得归, 历来也是为人们赞赏的事，认为黄歇工于心计，使君臣得以平安回归。其实这并非什么计谋取胜,而同十年前“上书”一样,仍然以“事秦”表白自己的忠心,决心继续亲秦降秦,秦昭王、范睢当然对此心领神会,欣然遣返。这次说辞比十年前的“上书”更加露骨，所谓“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十足的一副奴才嘴脸，哪里还有丁点儿策略家的味道！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立，黄歇相楚。 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是战国末年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也是秦对外兼并战争步步深入、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 作为“御中国之难”[22], 中原诸国寄予厚望的楚国，在这一剧变时期扮演什么角色，完全是由黄歇对外路线和军事策略所决定的。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是黄歇政治生涯的主要时期。由于当时秦横兵中原，黄歇的政治生涯当然就与对外路线、军事斗争策略结绊在一起，故时人把春申君黄歇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一起并称为“四公子”。我们且不论四公子战功政绩如何，究竟谁优谁劣，但既为“四公子”，当然都是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对本国或各国的斗争起过重大作用。黄歇在这一剧变时期,究竟给本国带来什么好处，对中原诸国反秦兼并征服起过什么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不妨将这一时期与黄歇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一初步探索，看黄歇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过什么作用。
 
    首先，关于出兵解邯郸之围问题。公元前262年， 赵受上党,于是秦赵于长平大战，达三年之久，赵前后所亡45万，国力大伤。公元前259年，秦乘胜围攻赵都邯郸， “十七月不下”[23]，赵人作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第二年，赵使平原君赴楚求援。“平原君与楚（王）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24]平原君“舍人”毛遂按剑而前痛斥楚考烈王，考烈王才被迫决定出兵援赵。黄歇名为相，实为“楚王”, 军政大权实际上是由黄歇所操纵的，出兵之事应由他决定。如后来魏、楚谋合纵攻秦，魏遣使至楚，“春申君闻之，谓使者曰：‘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涉魏境’”[25]。此虽“事证未明”,但黄歇“以相倾夺”，出兵无须经考烈王，则是可信的。秦围邯郸，事关重大，平原君不先见黄歇，而径向考烈王面前痛切陈辞，最后还不惜大动干戈，说明黄歇态度暖昧，平原君才不得不在楚考烈王面前大做文章的。
 
    楚考烈王决定出兵,谁统兵出征，或楚军承担什么任务，见于史料记载，也是模糊不清的。《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赴救赵。”《史记•春申君列传》：“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此两则史料说的是黄歇直接统兵去救援的，而《史记•楚世家》则载：“……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至新中，秦兵去。”说的是楚将景阳统兵，且兵至新中，十分明确。《索隐》谓：赵地无名新中者，“中”字误。巨鹿有新市，“中”当为“市”。由此可见，景阳率领楚军抵巨鹿，形成策应之势；魏信陵君则“窃符救赵”，率精兵八万，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邯郸之围遂解。故魏信陵君救赵，起了巨大作用；楚则声援，统帅是景阳，黄歇并非与魏信陵君一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当然，秦围邯郸三年，楚出兵是一次或是两次，统兵者是一个，或是两个，并无明确记载，但景阳统兵救赵，并进抵“新中”，则说得很具体。故前后联系看，《史记•楚世家》记载较为可靠。楚国出兵是迫不得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黄歇固有的亲秦路线并未改变。
 
    其二，关于攻鲁灭鲁问题。黄歇北上攻鲁灭鲁，历来被认为是楚国振兴复强的标志，黄歇也因而名声大噪，声价倍增。如《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灭鲁实为后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