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滨县期思镇，春秋时为蒋国故地，后为楚国所兼并。到过淮滨期思的人，要想访古，不妨去一去敦蛇蚯。敦蛇蚯又称埋蛇岭，相传是楚相孙叔敖斩蛇埋尸的地方。登上埋蛇岭，惟见茫茫楚天，莽莽蒋地，不由想起元代文学家马祖常((期思城》的诗句来：

　　古城犹说汉期思，土蚀荒堦楚相祠。

　　乞得寝丘人不奇，千年渭水入荒陂。

　　这诗句仿佛是从旷古里发出的感叹，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记起孙叔敖的一生事迹来。

　　著名的楚国令尹孙叔敖，就是期思人。他姓蒍，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他父亲蒍为贾，原是楚国司马，战功显赫，被誉为“楚国人材”，后来被楚将斗越椒残杀。少年的孙叔敖扶其母避难隐居，力耕自食，成为“期思之鄙人”(《吕氏春秋．赞能》)。“鄙人”，即郊野下贱之人。一个种田的，在贵族的眼里，安能不 “鄙”!据说有一天，孙叔敖下田劳作，路见一条两头蛇。当时人们都说，两头蛇是怪物，见到的人非死不可。孙叔敖自认必死，又担心别人再看到会造成祸害，便把两头蛇杀了，并且掩埋起来。可见少年的孙叔敖是极为忠厚纯朴的。后来，楚庄王派人来请孙叔敖到郢都(今湖北江陵)去作官，他的母亲笑着说：“此埋蛇之报也。”他斩蛇埋尸的地方，是否就是现在的“埋蛇岭”，不见经传，多半是文人学士牵强附会之说，但他为当时的人作了一件连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也赋诗盛赞其“爱人忘己特埋蛇”的风景，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地理和民间传说三二位一体的产物。

　　孙叔敖出任楚国令尹，自然不是什么“埋蛇之报”，而是令尹虞邱和孙叔敖的朋友沈尹筮推荐的。“令尹”是楚国的最高官职，执掌军政大权，史书上也称为“相”。当虞邱把自己的相位让给孙叔敖时，他执意不受。说：‘‘起自村野，骤执大政，何以服人?请从诸大夫之后。”再三谦让，楚庄王仍然拜他为令尹。孙叔敖为令尹的消息一传开，人人都很高兴，“一国吏民皆来贺”。正当一朝文武百官，各民众代表人物祝贺孙叔敖任楚相的时候，有一老者，身穿粗布衣，头戴白帽子，姗姗来迟，说道：“有身贵而骄人者，民亡之；位己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己厚而不知者，患处之。”孙叔敖不但不计较这种不礼貌的举动，反而彬彬有礼，不耻下问。老者见孙叔敖确有诚意，给他提了三条建议：“位己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己厚而慎不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孙叔敖把这老者的三条建议，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坚持贯彻到实践中去。他相楚之后，根据当时因楚庄王罢朝，造成了内忧外患，令典荒废，百业待兴的情况，把息兵安民，除患兴利，发展生产，致富国民当做治国之上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采取“罢战修和，请成不获，然后交兵”的原则。

　　孙叔敖不但在内政、外交上富于远见卓识，在军事上也很有才能。他考求楚国制度，立为军法。因此，三军严肃，百姓无扰。由于治军有方，讨伐陈国一仗打胜了，影响很大，各国皆知楚国的厉害。出击郑国的战争打得也很好，郑国败阵，愿与楚国和好。楚国战胜郑国之后，晋国发兵救郑战楚，楚庄王问：“晋师将至，是战是归?”孙叔敖分析双方军事态势，认为：“伐郑未成，战晋是适宜的，已战胜郑国，又与晋国交兵打仗，多一仇国何必呢?不如班师回国，万无一失。”但楚庄王的亲信小臣伍参却不同意孙叔敖的主张，坚持要和晋国战个高低。孙叔敖深知晋国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从大局着眼，想说服伍参，但伍参不服，坚持要战。庄王为征求各位将领的意见，各授一笔，在于心写字，主战者写“战”字，主退者写“退”字。写毕，开掌察看，中军元帅虞邱等4人主退，其余20余人主战，庄王说：“虞邱老将之见，与相国相合，是应该班师回国”。于是传令南辕反旌。伍参还不死心，夜间又来求见，激庄王战晋。楚庄王听了伍参的错误判断，又与晋交战。果然不出孙叔敖所料，楚庄王到城濮初战失利。由于孙叔敖神机妙算，飞兵奇袭，出敌不意，方救庄王之驾，转危为安。他按照“宁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急速出击，挫败中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的打法，亲自指挥，庄王击鼓督战，楚兵耀武扬威，使战役急转直下，把晋兵杀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残兵败将逃到黄河沿岸，夺船抢渡，自相争杀，攀舷砍指，翻船落水，无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邲之战”。后人为此写过一首诗云：“舟翻巨浪连帆倒，人逐洪波带血流，可怜数万山西卒，半丧黄河作水囚。”由于楚国接连获胜，打出国威，打出军威，从此，大国求和，诸侯畏服，四季进贡，不绝于道，楚国从此威镇中原。

　　边境的安定，国内的稳固给那时的楚国提供了发展生产、建设强国的有利条件。孙叔敖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号召“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政令规定，不准干扰各业的发展，要求“政成事时”，不准瞎指挥，贻误农时，妨碍生产。他还鼓励农民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孙叔敖任楚相，“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他还采取统一楚币等措施，便利民众，稳定物价，市场顿时繁荣起来。正如司马迁所说：“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为了解决楚国车辆娇小，备马不便，乘人少，运载量小的问题，孙叔敖还亲自请教内行改制高车。((史记》赞日：“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车辆的改革，运输量的提高，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孙叔敖的重大贡献，特别表现在农田水利事业方面。他基本上是在水乡长大的。水患给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他不仅了解，而且身临其境，深受其害。根治水患，为民除害，是孙叔敖一生最大的抱负。《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雩娄”即今固始、商城一带。由此可见，孙叔敖未任楚相之前，在水利建设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了。孙叔敖兴修的水利工程很多，其中规模最大，成就最突出的，就是“芍陂”。‘‘陂”，相当于现在的水库。今天安徽省寿县的安丰塘，就是在当年芍陂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据《晋书。刘颂传》记载：“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元和志》说：“芍陂周三百二十里，径百里。”明代李贽在注释《后汉书》时说：“芍陂径百里，灌田万顷。”从这些记载里，不难看出芍陂的规模之大，工程之艰了。在2600多年前，设计、指挥建设这么大的水利工程，确实是很不简单的。它在选择地点，利用地势，凋节水量，排洪灌溉诸方面的设想都达到相当的科学水平。芍陂的兴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孙叔敖的功绩，又将芍陂称为“期思陂”。《读史方舆纪要》引《意林》记载说：“孙叔敖作期思陂，而荆之土旧赡”。因为建了这个水库，楚国的田产一下子丰足起来了。位于芍陂左近的寿春曾一度成为楚国的都城，这是和芍陂周围的富庶分不开的。

　　除了芍陂之外，孙叔敖还在楚国的其他地区兴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如安徽霍丘县的“阳泉大业陂”，和湖北境内的沮水、云梦泽等。

　　由于孙叔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卓著才能，以及对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贡献，楚国渐渐从一个积弱疲惫的国家变成春秋五霸之一。苟子说：孙叔敖“轩较之下，而以楚霸。”《淮南子•汜论训》指出：“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这实在不是溢美之词。由此可见，荐贤使能，知人善任，对于国家的治理是至关重大的。

　　孙叔敖为楚国人民办了许多好事，立下很大功劳。但他“慎不取”，楚庄王多次给他封地他都不要。他不仅不贪不占，不受贿赂，而且“施愈博”。国家给他的俸禄也不浪费，经常节衣缩食，省下的钱济他人之难。就是宫中一般优人，他也能“善待之”。他贵为令尹，一人之下，万人之，但他的妻子从不穿珍贵的丝织品，自己披的是黑羊皮袄，坐的是最普通的车，骑的马也不讲究公母，还从来不让喂谷粮。

　　孙叔敖为人豁达大度，心胸开阔，不乏政治家之风范。“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司马迁语)，为相多年，政绩昭昭。他曾经说过：“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苟子•尧问》)寥寥数语，他那谦虚谨慎，宽仁礼让的美德溢于言表。直至临终之前，他还惦记着人民疾苦、故国安危。他在遗表中除了向楚王推荐贤能之外，还着重申明：“晋号世伯，虽偶败绩，不可轻视。民苦战斗已久，惟息兵安民为上。”并立下遗嘱，指示他的儿子说：“我死后，庄王封你为官，不可受。因你不才，占着爵位，拿着俸禄，不能替国家、民众办事，这是不行的。封你好地也不能要，推辞不掉，就请求寝丘那个瘠薄地方。”这就足见孙叔敖“尽忠为廉以治楚”了。他为官清廉，不积家私，死后“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这才引发了“优孟衣冠”这出悲喜剧来。说是孙叔敖之子侨一日打柴回来，碰到楚宫里专门为楚王娱乐的优孟。优孟见侨这般穷困，甚是过意不去，便穿戴孙叔敖的衣冠，模仿其神态，往楚庄王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要他继续当令尹。优盂这才趁机讽谏，感动庄王。庄王于是召见孙叔敖之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优孟衣冠”的典故即此而来，并成为我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先声。

　　孙叔敖一生为国家富实、人民安康而鞠躬尽瘁，人民也就不会忘记他。安徽芍陂边一卜曾建造“孙叔敖祠”以为纪念；期思也曾盖有“楚相孙公庙”。清乾隆丙午年还刻了《楚相孙叔敖碑》，碑文长达千字。苟子、司马迁、郦道元、李贽等历代著名作家著书都写过孙叔敖的事迹，高度赞扬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科学技术知识。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视察南方路过豫南时，也高度评价孙叔敖的业绩，称赞他是“一个水利专家”。

　　“廉吏何为，行将奋于百代焉。”孙叔敖的光辉业绩无疑将给后人以极大启迪和激励。【原标题：楚相孙叔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