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建起了二七塔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４日，在参观了洛阳龙门石窟后，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晚上八点半抵达郑州火车站，时任郑州市警备区副司令员、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辉在车站迎接总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夜郑州，虽也是路灯高照、家家亮灯，但终究不如今天的灯火辉煌。总理坐在车上无语，只是偶尔会把视线转移到车窗外，浏览一下郑州的街景。在此之前，总理来过郑州，对这座城市并不是完全陌生。车过二七广场时，总理突然好奇地问王辉：“这是什么建筑，过去来郑州时我怎么没见过？”王辉回答：“是二七纪念塔。”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建的？”王辉说：“１９７１年。”路上总理没有再详细追问，但到了中州宾馆的大厅，总理突然止步，想了想，然后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到二七塔看看，把情况了解了解。”
　　
    大约半个月之后，当年最具权威的媒体之一《人民画报》把“郑州二七纪念塔”作了封面。这是二七塔建成后第一次以“政治明星”的气宇亮相全国，据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军人王辉 主政郑

    在“一座塔与一座城”学术座谈会上，我见到了郑州市旅游局局长范强和王辉亲密交谈的合影照。照片的摄影者是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于德水，图片说明显示，拍摄时间为２００３年３月，王辉当时８０岁。我找到于德水先生，希望通过他找到王辉老先生。因为如果能见到王辉，建二七塔的前前后后便能说清楚了。
　　
    对于大名鼎鼎的军人王辉，很多老人的评价是：那人雷厉风行！老郑州人都知道，邙山提灌站、西流湖、金水河水上餐厅、金水路地下电缆、公交站风雨亭、花园口水浇地，都是王辉主政郑州时的杰作。当下看来微不足道的城建项目，在那个政治挂帅、经济萧条的非常时期对郑州人都是一种震撼。
　　
    北京崇文门５号大院，一个叫小白的军人在门口迎候我。王辉在客厅的长椅上半躺着，见我来，立刻站起来。他是个大高个，鬓发如霜白，还挺矍铄。送给王辉的见面礼是两枚二七塔纪念章和一沓二七塔贺年明信片，这是临去北京时二七塔的馆长薛学礼托我捎的。老爷子兴趣蛮大，翻看着，一脸喜色。
　　
    “怎么想起来写二七塔？”王辉问。我一五一十地把郑州市旅游局召开的“一座塔与一座城”座谈会讲了一通。老爷子急急地问：“会上都说些什么？我感兴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王辉率部调往内蒙古，从此离开了郑州。老人今天感慨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把郑州整好啦！”当年王辉下一步的计划是：整治金水河污染。他说自己是工程部队的，又是学工程的，对搞城建兴趣大。
　　
    历史机缘给了郑州一个王辉，一个毕业于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学院的职业军人。这位军人给郑州留下了清晰的烙印，郑州的历史上该有他的一笔。
　　
    １９６７年春，时任援越抗美第二支队指挥部主任的王辉接到了回国的命令。部队在湖南衡阳休整了一个月后，周总理在电话里对王辉交代：“你的部队去河南平顶山，要确保那里的煤矿正常生产，部队要下煤矿协助生产。”此时的王辉在越南打了几年仗，对国内时局不甚了解，他没想到国内会糟糕到连正常生产都不能保证了。被王辉部队接管的平顶山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时隔３７年后，王辉说：“我才不管谁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谁抓生产我支持谁。”抓生产的王辉很快麻烦来了，他的罪状是支持“老保”（保守派），以生产压革命。他被调回北京参加学习班“洗脑”。如果不是周总理说了一句“平顶山的生产还是搞得不错”，王辉还得继续挨批。
　　
    １９６７年夏，郑州局势失控，王辉以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新职开始了与郑州十余年的亲密接触。他带了一个团的士兵进驻郑州，他对总理说：“一个团足够了！”
　　
    军人王辉是现实的。直到现在他还坚持一个观点：“不生产，吃什么？全国吃肉最紧张的时候，郑州不紧张，每人至少每月可供应三斤肉。你是郑州人吧？这一点你该有所体会。”我依稀记得，当年家里老是炖大骨头和猪手吃，只是米少杂粮多。我不晓得是在哪一年，郑州突然有了白得透亮的“郑州大米”，所有人都开始嫌弃信阳大米，把它和杂粮视为一类。“郑州人为什么能吃上大米，就是因为我搞了水浇地。”王辉说。
　　
    我记得在我幼时的某一天，郑州金水路突然有施工队在挖沟，电线杆被撂翻在地，大轱辘电缆被卸在路边。王辉说，当时风雨一来，电线老是刮断，于是他命令在金水路铺设地下电缆。当时在国内的省城中，只有长春有地下电缆，还是在小日本占东北时铺设的。后来郑州街头的公交站多了许多风雨亭，这也是王辉的杰作。他当时亲自画了风雨亭的设计草样，交给时任城建局局长的董耀荣说：“去武汉看看人家的。”董耀荣从武汉回来后一个月，公交站风雨亭便在郑州街头亮相了。公交站风雨亭和王辉后来的另一作品———金水河水上餐厅，构成了当年郑州的时髦景观。还有，郑州人都很熟悉的西流湖，名字还是王辉老爷子亲自起的呢。
 

 

不足百日名塔竣工

    ３３年前建二七塔，王辉说了算；今天二七广场改造，铁路工人任俊杰说了不算。有人说，任俊杰在家琢磨出来的二七广场改造方案，只是一张表达公民个人意见的“示意图”，他不是拥有“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的单位。一个铁路工人的“天才”思想被遏制后，他发怒了，把郑州市规划局给告上了法庭。法院在充分“夸奖”了任俊杰的精神之后，驳回了诉讼。一个热爱二七塔、热爱大郑州的铁路工人成了这个社会的异类，他因此上了央视，上了《南方周末》的头版。
　　
    王辉也是一个异类，但幸运的是，他“军、政、财”三权统揽。二七广场上的木塔倒塌之后，不少人议论：那里空荡荡的，总该有个东西吧？很多人在惋惜、在议论、在叹息时，军人王辉开始画草图。他先是画了一个碑亭，又画了一个塔，还画了一个法国凯旋门的构图。他觉得西方凯旋门似乎和二七大罢工的精神不符，碑亭则过于传统，没有新意。
　　
    一帮子搞书法、画画的也来出主意想办法，但都没让王辉找到艺术的感觉。有人突然提到林乐义的名字，王辉来精神了：“他人在哪里？”
　　
    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系、后任国家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的林乐义，当时正在荥阳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位小个头、前额突出的福建人。当王辉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时，林乐义一怔，心里咚咚打鼓：“组织上又准备把我‘发配’到哪里去？”
　　
    在碧沙岗公园西门对面的一座市政大楼里，王辉给林乐义安排了一间房。在那个房间里，林乐义开始描画二七塔的蓝图。许多年过去后，王辉说：“那老头儿人不错。”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郑州市一建公司、二建公司的２００多名建筑工人被集中到二七广场，开始昼夜不停地施工。王辉当时下了一道死命令：“保质保时，１００天给我拿下！”结果没用１００天，二七塔就建成了。
　　
    王辉今天评价说：“速度很快，质量很好。”施工时，只要王辉在郑州，他每天至少跑一趟工地，每道工序王辉都要检查。二七塔的建筑用材，除白水泥外，从钢筋、琉璃瓦，到电梯、塔钟，都是郑州的地产货，有的材料甚至是临时抱佛脚专为二七塔造出来的。
　　
    王辉说：“当时有３个难题：一是琉璃瓦，二是塔钟，三是电梯。我把郑州窑场、修表厂、工程机械厂的领导找来征询意见，他们想想说，没问题。当时工程机械厂土制的电梯上下没问题，但缺少楼层停启控制技术，后来他们到上海学习，把技术问题解决了。”
　　
    塔的大模样出来了，王辉算了算高度，没有超过开封铁塔，这不合他的意图。和林乐义闷头合计了几天之后，王辉突然对林乐义说：“在塔顶加上一个旗杆，在旗杆顶上安上一个红五角星，不就超过铁塔了？”林乐义闻言，高兴得跳了起来：“想绝啦！”
　　
    五角星必须是玻璃的，因为如用其他材料，灯光透不出来。郑州当年只有一个玻璃瓶小厂，王辉找到厂里人试探地说了，厂里便没推辞。后来王辉才知道，这个厂没有压板机，工人们先做了个大玻璃瓶，然后一点一点地再把它锯平磨光，竟然把五角星给做了出来。虽说粗糙些，但王辉认为结实就成：“那么高，谁去看？”
　　
    那五角星风雨无阻地用了３３年了，竟然没有坏。我问王辉：“以二七塔的质量，多少年没有问题？”老人伸出两个手指表示：２００年不成问题。我告诉他，二七塔建成１５年后就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它是中国最年轻的文物。他则告诉我，二七塔竣工后震动了郑州，当时二七广场上站满了人，起码在连续２０天内都是如此。就是在建的时候，也是天天有人跑来看。
　　
    二七塔竣工之后、尚未对外开放的某一天，一位荥阳的老太太带着孙子背着干粮徒步来到郑州二七广场。这一老一小一直在外面转来转去，许久不肯离去。王辉注意到他们后，就上前去问老太太想不想进去。老太太反问一句：“你能让我进去吗？”王辉当然能，老人被破例带入塔内，她坐着电梯，登上了二七塔顶。在塔顶上，老人使劲朝西张望，她肯定地说，看到了上街铝厂的烟囱……把老人送下塔后，王辉发现老人悄悄在掉泪。
　　
    王辉迄今难忘这一幕。
　　
    离开郑州多年后，有一次王辉从国外回来时买了一台录音机。他把这台录音机寄给二七塔第一任馆长吴天平，叮嘱她一定要把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铁路工人的话录下来作资料。
　　
    我告诉王辉说，吴天平去年已谢世，二七大罢工的老革命也一个都不在了。王辉“嗯”了一声，脸色在一瞬间凝住了。
　　
    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二日早上，王辉老人在千里之外的话筒另一端大声地相邀：“小齐呀！我中午想请你吃饭。”我知道，二七塔的话题一定触动了老人心中那最柔软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