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到哪儿都带着书鼓、坠胡、三弦和钢板,更不忘带上那块印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 河洛大鼓”字样的红台布。作为河洛大鼓的传承人,数十年光阴过去了,他们都不再年轻,李明治66岁,耿文信64岁,最小的牛小枝也已经60岁了,可他们仍放不下对河洛大鼓的眷恋之情——
1 玩了一辈子,丢不下了
李明治、耿文信、牛小枝都是偃师人,也都是河洛大鼓艺人,俗称说书先生。20世纪90年代,鼓书这一行很不景气,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这三个平时就合得来、技艺也叫得响的二男一女便自由组合,成立了他们的演唱队,耿文信拉弦,李明治和牛小枝负责独唱和对唱。他们希望借助团队的力量闯一闯,为了生存,也为了把鼓书传唱下去。
这是一条艰辛之路。河洛大鼓的演出市场主要在农村,且多是露天演出,条件很差,赶上刮风下雨,他们便用塑料布临时搭个棚子唱。有一年冬天他们到孟津说书,观众在台下烤着火听书,他们在拖拉机斗里放了一张桌子说书。牛小枝在桌子上搁了一杯水用来暖手,才放了一会儿杯子就拿不起来了,原来杯子被冻在桌上了。牛小枝事后发狠说:不干了。话虽这么说,可这是他们干了一辈子的行当,青春、梦想都押在这上头了,真的撂下来,他们还是舍不得。
因为鼓书的尴尬境地,也因为鼓书艺人没有出路,过去学过曲艺的年轻人大多改行了,就连李明治、耿文信、牛小枝的孩子也不愿传承他们的技艺。他们现在的观众多数是老年人,赶上农村老人过寿或办庙会,他们才能挣几个钱,在城市里演出多数是义务的。
2 拉着弦子,一切烦恼都忘了
这样辛苦是为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挣钱固然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内心深处对鼓书那分执著的爱——“拉着弦子,说唱起来,一切烦恼都忘了”。
耿文信、牛小枝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经常在一起唱戏。耿文信十几岁时得了腮腺炎,耽误了治疗,嗓子因此变得嘶哑。不能再唱了,他就为牛小枝伴奏,后来,他又为李明治和牛小枝两个人伴奏。
李明治和牛小枝对鼓书艺术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牛小枝出身于曲艺世家,自小跟父亲学习河洛大鼓,上过戏校。她尝试着把曲剧、豫剧、越调、河南坠子的技巧融入到鼓书中去,使唱腔越来越优美。李明治则是个全才,不仅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而且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还经常自编鼓书词。
据李明治回忆,他一个人去参加周王城广场的公益性演出就不下50场。他在老城区的敬老院演出过,在龙门海洋馆演出过,在西苑公园也演出过,唱的是《拳打镇关西》《花园赠金》《赶花轿》等老段子,虽然不挣钱,可只要听到掌声,他就觉得心里“可美”。
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演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是2006年,河洛大鼓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他们和为数不多的几名艺人一道,在洛阳民俗博物馆义务展演6天,本报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3 发黄的日志,见证了河洛大鼓的兴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耿文信在每场演出后都记日志,记录演出时间、地点和费用等,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他说,他在20世纪70年的记录还有些笼统,到80年代才开始细致起来。那时,鼓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特别是1982年以后,他们的生意特别好,演出的场次多了,有时怕因记忆不清演重了节目,耿文信开始把节目内容也记在日志里。最忙碌时,他们一天能演两三场。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河洛大鼓日益边缘化,他们的演出变成了“一天打鱼,几天晒网”,演出场次也难以确定了。
耿文信的日志引起了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兴趣,2006年七八月间,该公司邀请耿文信带上日志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寻找河洛大鼓第六代传人(他们属于第五代传人)”。耿文信嫌自己的日志太寒酸,专门用牛皮纸给包了一下,谁知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却强调“带上原版的”。座谈会上,有人称这本发黄的日志就是一部“河洛大鼓的兴衰史”。
其实,这三位鼓书艺人也是河洛大鼓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就是行走着的历史。□记者 丁立 文/图【原标题:河洛大鼓三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