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地狱回来的人

    非凡人生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好像孤雁，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跑，身不由己。——柏杨

    日本作家黄文雄说柏杨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他指的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恐怖时期柏杨几乎被台湾当局枪决。

    但柏杨并不认为他是天下最受苦的人。回顾风沙滚滚的来路，虽然历尽妻离子散、身

    陷囹圄的磨难，但他却在五十余年里写下了二千多万字的著述，更以《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鉴》享誉中外。这一切，又使他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之情。

    恐怖时期“台湾只有你一个人敢讲真话”

    遭遇了生离死别诸多变故的柏杨，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开始写小说，但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他的杂文。

    当时台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柏杨认为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能想出来的荒谬念头，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王，他认为其心可憎，最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这就更不可宽恕。于是他在杂文中给警察先生取了一个绰号，叫“三作牌”，文章面世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以致后来人写稿写到警察时，往往用“三作牌”来代替。

    柏杨走进了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柏杨终于发现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难，全由于传统文化上的恶质发酵。因此他不断呼喊，企图来解除台湾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后来柏杨才知道，他这份盼望台湾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正是把自己绑赴刑场的铁链。

    1968年3月7日，柏杨被台湾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12年。

    柏杨先被羁押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10平方米的押房中，挤满了赤身露体、只穿短裤的难友。当大家知道这个入狱的人是柏杨的时候，难友们发出一阵惊呼，有人说:“台湾只有你一个人敢讲真话。”

    牢狱生涯造就一位历史学家

    羁押不久，柏杨身上已经没有了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黄皮肤包住。在难熬的监狱生涯中，柏杨读到了《资治通鉴》，借古鉴今，他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袭录》以及《中国人史纲》。

    他用早上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地粘成一个纸板，凝干之后纸板就像铜板一样坚硬。柏杨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监房里构思。困境中的柏杨建立了自己最基本的史观: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他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改用世纪(100年)为单位，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得以更明确地显示出来，还想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昏脑涨的官名，一律现代化。

    美众议院议长赴台湾施压蒋经国终于放了柏杨

    柏杨被捕以后，与他从未谋面仅仅书信往来的孙观汉先生 (后被尊为“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施压释放柏杨，但未获成功。

    对政治犯而言，坐牢是和暴君生命的一种比赛，看谁活得更久，谁活得更健康。柏杨决心参加这个比赛。

    结束柏杨监禁生涯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伍尔夫先生。孙观汉在美国长达八年的呼号营救，终于让美国政府下定决心迫使台湾当局无条件地释放柏杨。伍尔夫到台北访问，质问蒋经国:“柏杨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是:“柏杨自己愿意留在绿岛指挥部当教官，如果不信，我们有他亲笔写的申请工作的报告。”伍尔夫表示他要亲自去绿岛，当面问个清楚。蒋经国的态度立刻转变。1977年4月1日，柏杨获释，他感慨万分，赋诗一首:“九年零二十六天/今日踉跄回台北/人物都非两渺茫/去时家园如完瓯/于兹覆巢鸣寒蛰/念我身老童心在/仍将丹忱酬热肠/先把无穷感恩意/第一修书报孙郎/”

    差一点胎死腹中的《丑陋的中国人》

    出狱后，朋友们看到柏杨很孤单，便热心地为他介绍女友，最后，在文化大学教授史紫忱先生做东的一次聚会上，柏杨认识了诗人张香华。1978年2月4日，柏杨和第五位妻子张香华结婚，相伴到晚年。

    1983年的一天，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到柏杨家中做客，柏杨谈起把《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语文的宏愿，王当场表示热烈赞成。柏杨打算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杨曰”，写出自己读史的心得，定名为《柏杨版资治通鉴》。这项写作任务柏杨耗了十年心血，完成了七十二册一千多万字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十年，几乎成了柏杨的另一场新的监狱生活，书房成了囚房，他每天晚上连做梦都梦见《资治通鉴》。

    柏杨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丑陋的中国人》，却是差一点胎死腹中。开始写《通鉴》的第二年（1984年），他夫妇俩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邀请，参加该校为期三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就在爱荷华唯一的一次演讲中，柏杨演讲了《丑陋的中国人》。在以往的任何地方演讲，无论柏杨讲得多么糟糕，演讲结束时总会有些礼貌性的掌声，可是这次演讲结束以后，只有椅子纷纷移动的声音，听众都静悄悄地起立散去。平时已经习惯演讲后为读者签名的柏杨，那一次却没有得到这种荣耀，这种情形让会议主持者都觉得不好意思。

    一个星期后，一位南美作家把两卷录音带子交给柏杨说:“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让我把这两卷带子交给你。”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录音，柏杨请吕嘉行先生代为整理。柏杨非常感谢这位未留名姓的大陆学生，如果没有这些录音带，是不可能有一经面世便洛阳纸贵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本报记者 陈旭【原标题：日本作家黄文雄：柏杨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