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生活的文化

    与深山峻岭中的庙宇不同，关帝庙没有世外的宁静与恬淡，更多的是百姓围绕着，与它共同营造出的繁华与喧闹。

    因为崇敬，这里成了百姓的精神殿堂，人们相信，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审视自己所护佑的百姓苍生。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建修八里桥关帝庙记》碑中就记载：“无论贤智隽达之士，以至山童野叟，妇人女子，闻公之名，论公之事，瞻公之像，莫不肃然敬凛然畏，蔼然而尊。”

    关帝庙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承载着百姓的理想和希望。天长日久，关帝庙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人们有意无意地扩大着它的功能。关帝庙所蕴含的文化逐步融入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商贸、宗教、戏曲等，成为当地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和百姓最密切的是它在地方经济商贸方面起的作用。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因与农忙时节重合，后改为四月十三，再后改为三月十三)的关帝庙会是许昌城西的大庙会。

    前后三天的庙会里，周围的村庄照例要凑份子请戏班。

    每天，串门后酒足饭饱的庄户、手拿玩具的儿童、扯了花布的媳妇……聚在庙前和清泥河两岸，以关帝庙为中心的方圆一两公里内，涌动的人群，从庙前戏楼飘荡出的曲子，让集市一直沸腾着。

    庙会是以关帝庙为中心的这块土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活动，只有庙会结束，这里百姓一年的生活好像才真正开始。

    兴旺的人气不断吸引新的人群加入这个文化圈子。

    清同治十年(1871年)所刻《移集呈稿》中记载：“适逢仁宪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翚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续而至，于是阖保居民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夫沧桑变更，自昔为然。况集镇之设，原所以便居民、裕国课者也。为此，公恳祈将所迁半坡铺集移于八里桥上……蒙批：据呈半坡铺因市集萧条议请移迁八里桥上事尚可行，所有每年税银照旧呈缴。”

    关帝庙和老百姓的这种关系，是因为关帝庙的文化是百姓从生活精炼而来的，它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

    关羽在释、儒、道三家都有尊号，但关帝庙的文化，没有黄老之道的超脱自然，没有佛家的慈悲怜悯，只有入世的儒家忠义仁勇价值观，贯穿起全部的文化内容。

    这种文化是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官员对关帝庙的建设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清康熙六十二年(1713年)，奉直大夫、许州知州王逾曾“乃承家严之命，力捐薄俸，存其旧而建其新，辟其重门面垩其墙垣。”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河南巡抚毕沅路过许州，命许州知州李炜“重修并添建文昌帝君阁一座”，李炜在建文昌帝庙阁同时，“自外之照壁、四围垣塘与夫头门、二门、钟楼、鼓楼悉改而张之……焕之以金碧，泽之以藻绘”。

    传承的脉络

    许昌关帝庙的文化积累与发展，在1963年以前，是一种民间自由式的发展模式，虽然政府不时参与其中，但只是参与。正是这种自由式的发展模式，让关帝庙在300多年的过程中，走过了太多坎坷。

    许昌地处中原腹地，历朝历代中，虽不像边疆边患纷扰，但是水旱天灾、战乱也是一样不少。据史志记载：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300多年里，仅较大的水旱灾这里就有20次，而且每次都是“饿死逃亡，不可胜数”，其中清光绪元年至六年(1875年至1880年)，连年干旱，造成“饿死逃亡道殣相望”，“人相食”。

    灾难让百姓无暇顾及精神生活，关帝庙因此多次荒废、毁坏。但文化早已浸入百姓的骨子里，灾年一过，百姓便会捐资修庙，再次构建他们的精神家园。

    关帝庙现存碑刻多是历代官员修庙后留下的，这些碑文记录了他们或出资、或倡议、或组织修建关帝庙的详情。这些官员修庙立碑，一是他们有条件、有财力;二是他们知书达理，希望通过碑碣传名后世;三是他们受着千百年儒家文化的浸染，面对这种文化，更多的是对文化自身的崇敬，对忠义精神本身的推崇。

    关帝庙文化的传承，以官员为代表的官方关注固然重要，但他们只是主流之一，那些真诚地将关羽奉为神灵的小老百姓，他们人数多，相对于那些官员来讲，他们的信仰更纯粹、笃定，理由也更简单。

    之所以信仰，是因为在那种消息闭塞、学问只是有条件人专利的时代，小老百姓对那种精神的理解并不太深，只是在皇家、官府的文化宣传氛围下，又假以宗教，让小老百姓在潜意识中产生敬畏，驱使着他们跟从着这种文化理念。

同时，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种种不如意时，努力之余，在赋予了宗教色彩的文化面前，希望得到眷顾和精神层面的抚慰。

    1963年，关帝庙被列为许昌县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自由式发展模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关帝庙的文化积累和文物价值得到了政府的关注与认可。

    但此后的20年，是全国经济拮据，各类政治运动频发的岁月。在这种环境里，关帝庙只能静静地待在桥西，承受着冲击与破坏。

    据周边上年纪的村民讲，关帝庙内原是碑碣林立，古树满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庙内无人看管，一些偏房以“扒一天一斗麦”的工价被拆掉了，两个成人合抱不住的古柏树被人砍伐做成床头、床板，塑像被破坏，碑碣、石狮也被附近的村民拉走，垫门槛、砌院墙、烧石灰。

    1983至1986年，许昌市政府、许昌地区行政公署积极倡导对其修缮，在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对庙整体进行了复原修缮。其间，得到了河南省旅游局的资金支持。

    1992年6月，许昌市政府批准成立许昌市灞陵桥文物管理处，完善了灞陵桥、关帝庙的保护机构。

    1993年9月，许昌市政府公布了许昌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包括关帝庙。

    2000年9月，关帝庙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在市政府加强文物保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关帝庙的管理单位相继收回三官庙遗址用地，征回庙周围40余亩土地，复原钟鼓楼、画廊、碑廊、戏楼、庙前广场等，在庙西侧新建“始出五关”大型青石牌楼。设施的完善，文化的丰富，让关帝庙更为充分地展示着它的价值与魅力。

    2006年年初，关帝庙参加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因时间仓促，未获审批。

    2009年10月，关帝庙参加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

    2010年4月4日，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古建专家罗哲文在河南省古建专家杨焕成、张家泰等的陪同下，专程至许昌，现场勘察关帝庙，称赞它保存完整、内涵丰富，是一处“有声有韵”“形神兼备”的文物，并欣然为关帝庙题写山门匾额。

    2010年8月6日，国家文物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项目专家组对关帝庙进行了申报项目复核，关帝庙顺利通过。

    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核定许昌关帝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源自生活的文化

与深山峻岭中的庙宇不同，关帝庙没有世外的宁静与恬淡，更多的是百姓围绕着，与它共同营造出的繁华与喧闹。

因为崇敬，这里成了百姓的精神殿堂，人们相信，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审视自己所护佑的百姓苍生。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建修八里桥关帝庙记》碑中就记载：“无论贤智隽达之士，以至山童野叟，妇人女子，闻公之名，论公之事，瞻公之像，莫不肃然敬凛然畏，蔼然而尊。”

关帝庙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承载着百姓的理想和希望。天长日久，关帝庙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人们有意无意地扩大着它的功能。关帝庙所蕴含的文化逐步融入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商贸、宗教、戏曲等，成为当地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和百姓最密切的是它在地方经济商贸方面起的作用。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因与农忙时节重合，后改为四月十三，再后改为三月十三)的关帝庙会是许昌城西的大庙会。

前后三天的庙会里，周围的村庄照例要凑份子请戏班。

每天，串门后酒足饭饱的庄户、手拿玩具的儿童、扯了花布的媳妇……聚在庙前和清泥河两岸，以关帝庙为中心的方圆一两公里内，涌动的人群，从庙前戏楼飘荡出的曲子，让集市一直沸腾着。

庙会是以关帝庙为中心的这块土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活动，只有庙会结束，这里百姓一年的生活好像才真正开始。

兴旺的人气不断吸引新的人群加入这个文化圈子。

清同治十年(1871年)所刻《移集呈稿》中记载：“适逢仁宪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翚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续而至，于是阖保居民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夫沧桑变更，自昔为然。况集镇之设，原所以便居民、裕国课者也。为此，公恳祈将所迁半坡铺集移于八里桥上……蒙批：据呈半坡铺因市集萧条议请移迁八里桥上事尚可行，所有每年税银照旧呈缴。”

关帝庙和老百姓的这种关系，是因为关帝庙的文化是百姓从生活精炼而来的，它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

关羽在释、儒、道三家都有尊号，但关帝庙的文化，没有黄老之道的超脱自然，没有佛家的慈悲怜悯，只有入世的儒家忠义仁勇价值观，贯穿起全部的文化内容。

这种文化是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官员对关帝庙的建设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清康熙六十二年(1713年)，奉直大夫、许州知州王逾曾“乃承家严之命，力捐薄俸，存其旧而建其新，辟其重门面垩其墙垣。”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河南巡抚毕沅路过许州，命许州知州李炜“重修并添建文昌帝君阁一座”，李炜在建文昌帝庙阁同时，“自外之照壁、四围垣塘与夫头门、二门、钟楼、鼓楼悉改而张之……焕之以金碧，泽之以藻绘”。

传承的脉络

许昌关帝庙的文化积累与发展，在1963年以前，是一种民间自由式的发展模式，虽然政府不时参与其中，但只是参与。正是这种自由式的发展模式，让关帝庙在300多年的过程中，走过了太多坎坷。

许昌地处中原腹地，历朝历代中，虽不像边疆边患纷扰，但是水旱天灾、战乱也是一样不少。据史志记载：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300多年里，仅较大的水旱灾这里就有20次，而且每次都是“饿死逃亡，不可胜数”，其中清光绪元年至六年(1875年至1880年)，连年干旱，造成“饿死逃亡道殣相望”，“人相食”。

灾难让百姓无暇顾及精神生活，关帝庙因此多次荒废、毁坏。但文化早已浸入百姓的骨子里，灾年一过，百姓便会捐资修庙，再次构建他们的精神家园。

关帝庙现存碑刻多是历代官员修庙后留下的，这些碑文记录了他们或出资、或倡议、或组织修建关帝庙的详情。这些官员修庙立碑，一是他们有条件、有财力;二是他们知书达理，希望通过碑碣传名后世;三是他们受着千百年儒家文化的浸染，面对这种文化，更多的是对文化自身的崇敬，对忠义精神本身的推崇。

关帝庙文化的传承，以官员为代表的官方关注固然重要，但他们只是主流之一，那些真诚地将关羽奉为神灵的小老百姓，他们人数多，相对于那些官员来讲，他们的信仰更纯粹、笃定，理由也更简单。

之所以信仰，是因为在那种消息闭塞、学问只是有条件人专利的时代，小老百姓对那种精神的理解并不太深，只是在皇家、官府的文化宣传氛围下，又假以宗教，让小老百姓在潜意识中产生敬畏，驱使着他们跟从着这种文化理念。

同时，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种种不如意时，努力之余，在赋予了宗教色彩的文化面前，希望得到眷顾和精神层面的抚慰。

1963年，关帝庙被列为许昌县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自由式发展模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关帝庙的文化积累和文物价值得到了政府的关注与认可。

但此后的20年，是全国经济拮据，各类政治运动频发的岁月。在这种环境里，关帝庙只能静静地待在桥西，承受着冲击与破坏。

据周边上年纪的村民讲，关帝庙内原是碑碣林立，古树满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庙内无人看管，一些偏房以“扒一天一斗麦”的工价被拆掉了，两个成人合抱不住的古柏树被人砍伐做成床头、床板，塑像被破坏，碑碣、石狮也被附近的村民拉走，垫门槛、砌院墙、烧石灰。

1983至1986年，许昌市政府、许昌地区行政公署积极倡导对其修缮，在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对庙整体进行了复原修缮。其间，得到了河南省旅游局的资金支持。

1992年6月，许昌市政府批准成立许昌市灞陵桥文物管理处，完善了灞陵桥、关帝庙的保护机构。

1993年9月，许昌市政府公布了许昌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包括关帝庙。

2000年9月，关帝庙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在市政府加强文物保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关帝庙的管理单位相继收回三官庙遗址用地，征回庙周围40余亩土地，复原钟鼓楼、画廊、碑廊、戏楼、庙前广场等，在庙西侧新建“始出五关”大型青石牌楼。设施的完善，文化的丰富，让关帝庙更为充分地展示着它的价值与魅力。

2006年年初，关帝庙参加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因时间仓促，未获审批。

2009年10月，关帝庙参加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

2010年4月4日，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古建专家罗哲文在河南省古建专家杨焕成、张家泰等的陪同下，专程至许昌，现场勘察关帝庙，称赞它保存完整、内涵丰富，是一处“有声有韵”“形神兼备”的文物，并欣然为关帝庙题写山门匾额。

2010年8月6日，国家文物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项目专家组对关帝庙进行了申报项目复核，关帝庙顺利通过。

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核定许昌关帝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标题：许昌关帝庙——百姓文化的结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