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在历经3年多的评审后,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许昌关帝庙名列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文物最高保护级别,获此名称,是对文物综合价值的一种肯定。
许昌关帝庙地处我市西郊灞陵桥(又名八里桥)西,创建于清康熙初年,是纪念东汉名将关羽而建的祠庙,保存较为完整,现有三进院九殿一阁。整座庙呈中轴线对称布局,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建有戏楼、御河桥、山门、仪门、拜殿、汉寿亭侯大殿、春秋阁、碑廊等,整体布局严谨,结构完整。
因东依古迹灞陵桥,独特的文化背景,使关帝庙自建成后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同时,又因位于西郊水陆交通枢纽处,它的发展过程始终与市井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文化积淀也繁杂而多彩。
关帝庙现存碑碣50余通,时跨400多年,内容涉及宗教、经济、商贸、文化等方面,它们证明了关帝庙所在地的文化变迁和发展,也记述了关帝庙在它300多年的历史中,怎样承载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对文化的需求,以及它在发展地方经济、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
文化,赋予了关帝庙这座建筑灵魂和血肉,让它有了勃勃生机与魅力。
300多年的岁月给关帝庙最多的,是文化的不断融合和丰富,它们对忠义仁勇文化精髓的濡养旷日持久,就是这种濡养使关帝庙的文化主题没有在岁月中蒙尘或湮灭,一如雨后春笋般富有生机,又如窖藏多年的醇酒般沁人心脾。
百姓选择的文化主题
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它的生成、演变、提升还是展现形式,总是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
关帝庙是许昌文化内涵的一个亮点,它所蕴含的文化以关公挑袍的典故为主线,它与灞陵桥一起,是这块土地文化的主要载体。
关帝庙西侧是三官庙遗址,据现存资料记载,三官庙是此处所建最早的庙宇。现存的明天启二年(1622年)所刻的《三官庙施茶碑记》碑,记述了三官庙在万历辛丑年(1601年)改为普济庵,附近百姓于此施茶的事。从碑文“许城西八里桥迤西,旧有三官庙,岁久倾圮”来看,此处的三官庙已有一段时间。
从北宋那个党争不断、饱受边患的朝代开始,因关羽既忠且勇,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官家便开始了推崇关公忠义精神的历程,事迹的弘扬,戏曲的渲染,道、儒、释三家对关公争相封神拜位,让关羽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神灵式人物,形象事迹深入人心。
元代杂剧里的关公戏和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关公挑袍典故的宣扬,以及灞陵桥所处城西官道的地理位置,让关公挑袍的典故在此流传日久。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末将军左良玉南征张献忠后回兵路过许州时,题写“汉关帝挑袍处”六个大字,碑石现存于灞陵桥东阅台。
典故虽然在此流传,但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还没有进一步得到体现。当时,盘桓于此的文化主题还是“三官”文化。
“三官”是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指天官、地官和水官,上古时中国就有祭天、祭地和祭水的礼仪。南北朝时天地水三官神和上中下三元神合而为一,因此“三官”又称“三元”。
三官大帝的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
“三官”信仰在国内较为普遍,是传统的大众化信仰,许昌的百姓也不例外。
清康熙以前,“三官”信仰一直是该区域的文化主流,关羽挑袍的典故虽无具体表现形式,但它所蕴含的忠义仁勇的精神,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内容之一,是封建社会文化中为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是公认的立于天地之间的最高境界,不论是赫赫皇家还是小老百姓,对此均推崇备至。
因此,关羽挑袍这个典故,人们津津乐道,始终与占主流的“三官”文化一起携手并行。
康熙初年,出于对关羽忠义精神的信仰,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府,都认为“去许西郭不远,又有灞陵古迹,所称辞曹归汉者在此耳……独于此而行宫未建,是一缺典也”。于是,在经过上千年积年累月的酝酿之后,关帝庙具备了落成于灞陵桥西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历代许多文人墨客到关帝庙留墨刻碑,以期留名千古,而所留文墨又多转述前人碑文内容,所以虽因各种原因庙内碑刻流失较多,但现存碑刻还可较为全面地反映庙的历史。
民国五年(1916年)的《重修许昌县八里桥关帝庙记》碑文记载:“清之耆老王弘道于桥西创庙三楹,制仅编茅,于康熙拾壹年春,贰拾捌年冬,甘牧招弘道,董役复增式廓。”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创建关帝庙挑袍碑记》碑中记载:“(道)居桥右,往来于斯,兴发善念,慨然施财值地,经之营之,鸠工创建……有许太守甘公……观其规未就,捐俸金资而欲立登胜果,复命乡耆王弘道以董其事。”
两篇碑文都记述了创庙这件事,而前者说得更为翔实。
王弘道,当地村民,其人其事,令人敬佩。他是灞陵桥西文化主题更迭的关键人物,住在桥西,不为名利,只因敬奉关羽,崇尚忠义之道,便“恪守桥西,施财值地”,慨然以三间茅草屋开始创建关帝庙,直至感动官府,带动众人聚沙成塔,促成庙业。
庙建成后,此地的关公文化不再仅依附于灞陵桥,只在故事层面缥缈,关羽以神的形象具体地出现在了百姓面前,使他们的精神寄托多了一个所在,精神世界也因此更为丰富。
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坚定地守着这个文化主题。
乾隆九年(1744年)《灞陵桥三官庙善行记》碑中记载:“许郡八里桥关帝庙西,不数武有三官庙,殿宇巍峨,神像辉煌。”碑文内容证明关帝庙和三官庙同时存在于桥西上百年。
但相对于三官庙来说,关帝庙得到了更多关注。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重修灞桥·关圣帝庙·增建文昌帝君阁记碑》中记载:“西院道房三间,久已倾塌,毁之以建文昌帝君阁,高与春秋阁并,壮亦如之。”
关帝庙与三官庙遗址仅隔一墙,从碑文内容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官庙已经衰落,而关帝庙则利用三官庙部分土地进一步扩建。
后来者居上,关帝庙文化逐步成为桥西的文化主题。(原标题:许昌关帝庙——百姓文化的结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