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钧艺界的一位朋友转来一幅“慈禧太后”款的钧瓷画,让我欣赏。这是轴(120×58cm)中堂,正中偏下位置画有一盆繁茂兰花,右上角题有“光绪辛丑仲春御笔”,正上端盖有一方“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朱印,左下角以恭笔小楷书“臣刘春霖敬题”。
盆中兰花以工笔写之,线条刚柔并济,几朵兰花散落密叶其间,设色艳而不俗,章法纹而不乱;兰下的花盆则用半工半写笔法,造型严谨,讲究透视,注重细节,敷色既浓重又明暗分明,极具立体真实感。整个画面显示着皇宫贵族所特有的一种富贵豪华之气。该画中的花盆和盆托,显然是一套钧瓷之宝,而且是传世宋钧之宝。
钧史学界共知,禹州钧官窑是北宋晚期皇帝宋徽宗为“花石纲”工程而下令建造的,专为皇宫烧制了许多精美绝伦的花盆和其它钧器。靖康之变,金人掠徽、钦二帝北迁,汴京文物重器同时遭劫。几经周折,收藏在清宫中的宋钧已所剩无几。其后,又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抢劫,留传下来的传世宋钧更是廖廖。我们从故宫的历史文献中,查阅到了劫后余下的一件编号为“故145454”文物的“玫瑰紫釉莲花式花盆”图片,器高18.2厘米,口径26.7厘米,足径13.3厘米。敞口,折沿,口沿起边,深腹,花式圈足。口、腹、足部的楞线外凹内凸,整体呈十二瓣莲花式。特别是釉色的变化,使花盆自然分出花瓣型,极具豪华高贵的皇家气魄。如果把此文物图片与这幅“慈禧太后”款的钧瓷画中的花盆相比对,就可以发现无论造型或是釉色,它们都十分相似。所以笔者推断,画中的花盆就是这件传世宋钧的摹绘。
把国宝钧瓷引入国粹中国画,此件作品可谓开了先河。这一点对于钧瓷文化及中国画史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
其实,在此画前后,款题“慈禧太后御笔”的有瓷品入画的清供或插花图,多有所见。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赏赐两广总督刘坤一的青花瓷瓶插荷花图,光绪丁酉年(1897)的天青釉双耳瓶牡丹插花图等。凡此说明,把钧瓷引进画面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作者审美的追求。
但是,这些钧瓷或其它瓷品的画作,真的是出自慈禧之手吗?在学界是大有疑问的。慈禧太后史称“爱画如命”,常以“赐字为乐”,其字画上均盖有“慈禧太后御笔之宝”玺印。其实,这些作品都出自她的“代笔人”——清末才女缪素筠之手。缪素筠(1841-1918年),名嘉蕙,出身于云南昆明郊区的一户书香门第,少女时代便擅长书法、绘画,有“女红艺杰”之称。1889年应招入宫,被封为三品“御廷女官”,专为慈禧代笔作画。因此,她才有机会接触深藏宫中的传世宋钧,才有机会施展才华把绚丽古雅的宋钧引进画面。徐悲鸿在《申报》上撰文赞誉她的画艺说:“在近代画史上,缪女士无疑是一颗才华闪烁的明星。”郭沫若也作诗赞誉曰:
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埋荒井?
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
如此说来,慈禧是否就与这些画作没了干系,甚至还成了“剽窃者”呢?笔者认为不可如此武断和简单化。我想,她至少还是一位参与者。仅就此画而言,她很可能是创意者,因为她酷爱钧瓷。钧史表明,自明以来钧瓷生产长期衰败,到了慈禧掌政时期才有所恢复,并于上世纪初又选入皇宫。民间更有慈禧为钧瓷产地神垕更名的传说,这都说明慈禧爱钧并有画钧的动因。她把创作的构想授予代笔人,代笔人拟稿交卷再修,她们协同完成创作,最后加盖“御笔之宝”大印和题款,本应是如此过程。因此,我们不可把此画的作者定为“缪素筠”,因为尽管画工画风均与“缪”相近,但毕竟没有署她的名字;也不易定为“慈禧”,因为她绝没此笔墨功底和水平。此画只好定格为“慈禧皇太后款钧瓷画”。
此外,此画面上的题款人及题款时间,也颇蹊跷和耐人考证。关于题款人,画面左下角已明示“臣刘春霖敬题”。刘春霖(1872-1944年),原名青霖,河北肃宁人,1904年的“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状元。相传该科第一名原是广东的朱汝珍,待慈禧最后“恩准”时,她一看“朱汝珍”三字便十分不高兴!“朱”与“诛”同音,“诛汝珍”,岂不是隐谕自己诛杀了珍妃吗?于是,她命令拆第二份试卷,被排在第二名便是刘青霖。慈禧一见刘青霖三字,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霖”字含有“霖雨苍生”之意。她高兴地说:“此人名字甚好!眼下神州大地旱魃逞凶,正等春霖,实乃吉祥之兆。可将此人名次同那个姓朱的对调一下!”考官们忙领旨谢恩。就这样刘青霖便由第二名擢升为第一名。在发榜时,慈禧又特为刘青霖改名刘春霖,刘春霖就中了中国最后一个的“头名状元”。由此可知,刘春霖为此钧瓷画题字的时间应是他中状元之后,即光绪甲辰1904年之后。可是,在画面右上角却题曰“光绪辛丑御笔”。“辛丑”即1901年,此时刘春霖还名“青霖”,更没有及第。据此,笔者认为,此钧画的成画时间应是辛丑1901年,而刘春霖是对旧作的题款,时间则是甲辰1904年之后。(作者系禹州籍在京老乡,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史学家兼书画家)【原标题:赏析“慈禧太后”款的钧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