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九九，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陕西自燃火：“省东西各县春夏之交孽火时作，或睹火球飞空，或闻其声嘻，出移时场中麦积火起，损失甚多。”

　　古文献也记载了很多由大风引起的火灾。

　　《唐书·五行志》记唐广德元年（763年）湖北风火：“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风，火发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数千人。”

　　《晋书·五行志》记宁康元年（373年）河南风火：“三月，京都大风，火大起。”

　　清乾隆《盛京通志》卷十一记明天顺元年（1457年）辽宁风火：“三月五日，无云而晦，西南风声如雷，屋瓦皆飞，扬沙拔木，西关火起，延烧居民房屋及东北古庙，松榆数百殆尽……”

　　地震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大震来临时也会引起火灾。

　　《玉堂芝谈荟·地日夜九震》中记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山西地震引起火灾：“太原地大震，凡四十余日。又震烈坏民居舍，火从裂地中出，烧杀数万人。”每一次大的地震都会引起火灾。

　　另外，陨石、流星雨也会造成火灾。

　　《隋书·五行志》记陈祯明二年（588年）江苏因陨石起火：“五月，东冶铸铁，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坠熔所，隆隆有声，铁飞破屋而四散，烧人家。”

　　《梦溪笔谈》卷二十记宋治平元年（1064年）江苏陨石引起的火灾：“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十八记明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陨石引起大火：“夏六月辛酉，丰城县西南连陨火星，如盆如斗，既而火作，至七月初始熄，燔二万余家。七月甲申龙泉有赤弹二自空陨于县治，形如鹅卵跃入民居相斗久之，戊子火陨龙泉县四千余家。”

　　清光绪《广州府志．杂记四》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广东流星雨引起火灾：“戊申九月，夜有星如珠，长丈余，数十小星随其后，自北而南，荧荧然有声，月色为其所掩。或以为彗星，或以为火星。是年会城多火灾，而南岸尤甚。”

　　古人已懂得防火灭火

　　长期以来，怎样防火救火，一直是人们研究的课题，其中建立消防法规，就是一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以法治火”的法规法典。虽然这些法规法典中多是对违法造成火灾者的刑罚，但对于防范自然火灾也同样是有用的。

　　在周代设立了掌管防火灭火的“火官”，颁布了“火禁”。《周礼·秋官·小司寇》记有司繺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即防火人员手摇木铃，提醒居民防止火灾。至此成为习俗，直至明清。在西晋的《晋律》和南北朝时的《大律》中均有《水火篇》，《唐律》中更有比较完备的防火法规，宋代还制定了军队救火的规定。在元代，对日常防火规定：“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火瓮，积水常盛，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明代的《大明律》和清代的《大清律例》均有对“失火罪”和“防火罪”的处罚条款。

　　法规之外也有完备的消防机构。官办的消防机构，在周代已有，宋代称为防隅、潜火军，元代、明代称救火兵丁，清代称防范火班，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了消防队。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消防机构的工作情况为：“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房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在“高处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消防专职部队。据《梦粱录》记载，赵构迁都临安后，“官府坊巷，近二百步，置一军巡铺”，街道上主要地段都设有防隅官房，建望火楼二十多处。临安全城的“防隅巡警”有2300人之多，这使消防机构更加完善。

　　据史料记载，我国第一支消防警察部队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天津南段巡警总局设消防队。这以后，北京、哈尔滨、保定、南京、昆明、广州、沈阳、长沙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消防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下设消防处，由“统带”管辖。当然他们的职责是保障皇家的安全，主要驻守在皇宫、颐和园等处。

　　民间的消防组织，有“水龙会”等，这是由商家自发组织的群众性消防组织，负责筹集消防资金，购置和管理消防器材，组织开展各种消防活动。据《休宁县志》卷三十二“民俗·庙会”中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初十，安徽休宁县万安镇举行庙会，在水龙庙前演戏三天，以祈祷免火灾，保平安，水龙庙内置各种消防器械”。水龙庙会由水龙会组织。庙会期间，把水龙庙里的大小水龙、水枪及其他器材全部在外展示，而各商号自备的小水龙、水枪等各种灭火器材也拿出来展示，并进行演习竞赛活动，达到了宣传防火知识，提高防火意识的目的。清光绪二年（1876年）立于万安镇的《复办水龙碑志》记载了集资办消防和置办消防器材的情况。

　　“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我国古代，在防火灭火方面，积累了不少具体有效的经验。

　　《汉书·五行志》记：“左氏传曰：宋灾，乐喜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具绠缶，备水器，蓄水潦，缮守备，表水道，储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饬众官，各慎其职。”也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火灾之前，把易燃的小屋拆除，用泥来封不宜拆除的大屋，以阻隔火势。准备好装土的工具草笼、绳索、贮水的器物和灭火的水、沙土。发生火灾时，调集官府劳役和郊外之民，赶去救火。足见先秦时期已有防火灭火的具体措施。

　　防火墙是古代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在甘肃省发掘出土的一座建于汉代的大型粮仓遗址，四周的墙以夯土构筑，最高处达6．7米，仓库内还有两堵南北向的墙，厚达1．5米，把仓库隔为三间，每间面积616平方米。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防火墙。在歙县《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中记载当时的徽州太守何歆创修封火墙一事：“吾观燔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五家为伍，甓以高垣，庶无患乎”。康熙《徽州府志·名宦》中对何歆这一防火

　　措施也有记载：“乃下令：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效，家治崇墉以居，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实辄易灭，墙岿然。”

　　封火墙可以封闭火势，阻止火灾蔓延。这样的墙在徽州城乡建造了数千道，一直沿用至今。《广西通志·祥异》记载：明嘉靖九年九月，广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请提督“筑一火墙，以防火患，民甚赖之”。《南平县志》也记载明万历年间两任郡守两次令当地富户捐献银两，共建九座防火墙。这种防火墙发展到后来，出现了每家每户独立建造的形式，有“五岳朝天”型、“雀尾式”、“哺鸡式”、“马头墙”、“屏风墙”等。

　　古代在城市规划时，非常注重水源问题。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也是保证消防用水的需要。

　　我国古代已有灭火工具

　　所有防火的完成，需要准备完备的灭火器具。

　　据《通典》载：“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簿皮合缝为袋，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灭火。”这是唐代的灭火器。

　　到了宋代，灭火器具又不断创新。《武经总要前集》载有“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还有水囊，“如一囊，以猪牛胞盛水”；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这些水袋、水枪、灭火棒是当时有效的灭火器具。

　　明清时期，在宫中设了贮水的大缸，以备灭火之用。据《大清会典》记，紫禁城内曾设有308尊大缸。有铜鎏金吉祥缸、烧古青铜缸和铁铸大缸三种，其中铜鎏金吉祥大缸高1．2米，直径1．63米，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

　　清代宫中的防范火班又称机桶处，机桶处又称“水龙”，下装四个轮子，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救火器具。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与灭火有关的装备。北宋时，苏轼曾先后任杭州通判和太守，建立了时称“潜火队”的消防队，配置的灭火器材有棚索、斧、锯、旗号、火笼、火背心等。明代，杭州官府的防火铺配置有水桶、云梯、火钩等。至清光绪时，藤斗水枪已发展成“水铳”，还有抬龙、吊桶及梯子、警铃、挠钩、刀斧、扛索、灯笼和专用号衣、号帽等消防装备。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杭州织造署经朝廷批准，购置了洋式水龙，从人力出水至后来马达发动出水，称“机龙”。这些消防机构和消防器材，虽然现在看来比较落后，但为今天的消防工作积累了大量有效的经验。

　　火的利用除了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有时也会带来麻烦甚至灾难。在我国，很早就有防火法规和消防机构，一些建筑物上也配套建有防火设施。图为商丘阏伯台的古老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