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始祖源于商丘

　　阏伯台的南面是华商文化广场，它坐落在商丘古城西南一公里多，和阏伯台、花戏楼在一条中轴线上，是现代商丘人建的广场。

　　华商文化广场是为纪念华商始祖王亥所建，占地80余亩，由南大门、商海、商字广场、拜台、商祖殿五大部分组成。大门由三个甲骨文“商”字组成，因商丘是商族、商人、商都的发源地，故誉此门为“三商之门”。高达15米的“三商之门”不仅设计新颖，独具匠心，而且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三只3.5 米～5米高的玄鸟腾空而起，预示着商人在腾飞，商业在腾飞，商丘在腾飞。三商之门两侧镶嵌着八个金光闪闪的镏金篆字“商祖圣地，三商之源”，同时还置放着一对红石雕刻的卧牛。因为王亥最初经商是从牛开始的。

　　走进三商大门，便踏上了“富商大道”。大道从三商之门直达拜台，宽9米，长198米，中间5米宽的币道由青石刻成的各种钱币铺成，从夏商周至元明清，数千年的钱币组成的图案共19组，有钱币260余种、4600余枚，堪称中华钱币的一部通史。

　　富商大道穿过的石桥，名曰“富商桥”。桥横在商海之上，商海由两个元宝形的水池联结而成，长100米，宽30余米，深1.5米，面积3000多平方米。富商桥两侧各有一个驮元宝的石刻神龟，商海南岸的桥头上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石刻绿色“金蟾”。金蟾又名蟾蜍，是月宫中的神物，它身背一对天真调皮的小金蟾和串串金钱，口衔巨币，憨态可掬。

　　商海北岸有两枚高达6.6米、厚0.5米、重4吨的特大钱币，一枚是春秋时的布币，一枚是北宋时期的钱币。

　　过富商桥便进入商字广场。广场呈正方形，边长90米，面积达8100平方米，可容纳万人集会。广场由天然红沙石铺成，红沙石上刻有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名家书写的“商”字1.977万个，广场两侧还有6个直径5米多的大“商”字。

　　商字广场北侧，有长27米、宽18米、高2.7米的拜台。拜台上有高10多米的华商始祖王亥铜像。王亥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既有王者气度，又有商祖风范。仰观圣像，令人肃然起敬。圣像下有2.7米高的像座，像座阳面镌刻着“华商始祖王亥”的名讳；阴面镌刻着王亥生平事迹；左右两侧镌刻着《王亥业绩图》浮雕，浮雕再现了数千年前王亥的业绩。

　　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相土是阏伯之孙，昭明之子。昭明曾迁于砥石（今河北境内），帝相十五年（前2019年），相土又从砥石迁回商丘，并在当年发明了马车，开始驯马，供人使役。

　　相土时，商部落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武力也比较强盛。所以，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乘夏王太康失位对东方无力控制之机，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相土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又在泰山附近建立了“东都”。其后裔在追颂相土的功绩时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可见当时相土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大，并同海外有了联系。相土的三世孙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国语·鲁语》记载：“冥勤其官而水死。”《竹书纪年》也记载：“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冥是像大禹一样的治水英雄，并为治水而献身，后来受到隆重的祭祀。冥子王亥是一位比冥更有作为的伟大人物，他不仅帮助冥治水屡立功勋，而且还发明了牛车，驯牛为人使役。这便是《管子·轻重戊》中“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的记载。 “皂”是喂牛马用的槽，“牢”是养牛羊的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这说明他们很早就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王亥就率队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称他们为“商人”。 “商人”这一名词便源于此，一直沿袭至今。王亥最远的一次交易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氏。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王亥最后一次经商，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氏。有易氏的首领绵臣见财起意，杀害了王亥。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向王亥的儿子上甲微诉说了此事。上甲微悲愤交加，兴兵讨伐有易氏，夺回了被抢去的货物牛羊，杀掉了绵臣，为父王亥报了仇。

　　据史书记载，从相土自砥石迁回商丘，至相土四世孙王亥，他们一直定居在商丘，所以，商丘是商人、商品、商业的发源地。

　　火文化史贯穿商业史

　　公元前1600年，商汤十一战而灭夏，定都亳（今商丘古城东南一带）。从商汤定都亳，至商汤五世孙中丁迁？（今郑州），在商丘建都160年。商汤九世孙盘庚自盘庚十四年（前1306年）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往北蒙，即今商丘，直至商汤十三世孙武乙于武乙三年迁往安阳小屯，又在商丘建都145年。殷商先后两次在商丘建都长达305年。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写道：“商朝同它属下的方国，并通过这些方国同更远的地区都有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联系。商代遗址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玉石等，有的产于东海和南海，有的产于西北。这些都是商朝通过交换或纳贡方式得来的，说明商朝的影响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因此，《诗经·商颂·殷武》中曾歌颂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由此可见商朝国势之强大。《中国史稿》中还写道：“商朝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奴隶制扩大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交换……”“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工，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日趋巩固和加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商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商王和贵族经常以贝赏赐给臣下僚属，贝在当时起着货币的作用。商代的贝以 ‘朋'为单位，原意为项饰，每朋是串起来的十个贝。到商代后期出现了铜贝，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

　　“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商代的青铜工艺技术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青铜器的种类有20余种。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制陶也有专门作坊。商代的骨器业，包括骨、角、牙、蚌器，都很发达，玉石工艺具有很高水平。漆器在商代已经出现，皮革、纺织、竹木、舟车、建筑等手工业无不具备，见于文献记载的，如陶工、推工、旗工、绳工、酒器工、马缨工等，应有尽有，充分说明手工业之发达。”尚起兴先生说。

　　公元前1039年，纣王之兄微子启被封于宋，建都商丘。商丘居于东方，按八卦来说东方属木。商丘又主火，木生火。之所以名为“宋”，意思是说殷商后继有人，殷商的事业像火炬一样会愈燃愈旺。

　　微子启是一位贤明圣君，曾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首。微子启回到祖居地商丘任国公，惠爱黎民，深得百姓的爱戴。当时，宋国为一等封国，并有 “八水出宋”，交通十分便利，宋国人又有祖传的经商之道，所以，当时宋国的商业很发达。据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海关税就是源于春秋时的宋国。宋国人深深懂得无商不富的道理，因此，对手工业者和商人一直是尊重和保护的。

　　《商丘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楚国士尹池出使宋国，宋国太宰子罕设家宴招待他。士尹池见南面邻居的墙弯弯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西面邻居家

　　的水从他房前流过，问其故。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业鞔，使徙之，恐人不知其处，不获食其业；西家高，而利吾宫之卑，故不禁也。”也就是说： “南边这家是制鞋帮的，如让他迁走，怕客户找不到他，他就会失业没饭吃。西边这家地势高，我家地势低，这样便于他家排水，所以我不能禁止。”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正想出兵伐宋，士尹池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而相仁。”楚王遂罢兵。

　　宋国还曾出现过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商人范蠡。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越国大夫，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到齐国经商，不久“财致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后弃官定居到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他将用兵之道用于商战，成为富翁，人称“陶朱之富”。他还把经商之道总结成了经商理财十八法。范蠡为什么不在越国和齐国经商，而偏偏定居到宋国的陶来经商，应该说与宋国尊商、重商和宽松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到了汉代，商丘称睢阳，是梁国国都。特别是梁孝王刘武时，梁国“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居天下膏腴地”。梁孝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在“平定七王”之乱时梁孝王立了大功，战利品与其皇兄景帝刘启平分，赏赐不可胜数。“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自宫为覆盖，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东苑又称梁园，其规模比其皇兄的上林苑还大三分之一，居天下之冠。所以，睢阳便成了商人和文人墨客无比向往的大都市。

　　两汉之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商丘一直是名城大邑，其商业之发达虽不及两汉鼎盛，但在全国也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宋时的商丘称应天府、南京，居陪都地位。因赵匡胤发迹于商丘，所以北宋赵氏王朝祖殿——三圣殿建于商丘。三圣殿中的圣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他们的父亲赵宏殷。由于商丘的特殊地位，当时商丘的繁华和商业活动不亚于东京开封。据宋人《王文正笔录》云：“驸马都尉高怀德，以节制领睢阳岁久，性颇奢靡，而洞晓音律。故声技之妙，冠于当时……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伙，娼（倡）优杂户，厥类亦众。”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一，高宗赵构建都于商丘，商丘由陪都变为首都，其经济之发达，商业之繁荣，居全国之首。

　　“从王亥经商开始至今已3800余年，言商、尊商、重商一直是商丘人的传统美德。商业在商丘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多次出现鼎盛，影响海内外。所有这一切，都与火文明在这里的源头地位密切相关，火文化史贯穿了商业史。”尚起兴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