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华(1897—1987)和丁玲(1904－1986)虽都是中国现当代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但在风雨如磐的20世纪30年代，他们却素不相识，然而一件偶然的事情却把他们连在了一起，这件事情对曹靖华来说或许十分平常，但对丁玲当年能冲出国民党统治下的魍魉世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丁玲于1925年与《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结婚。1930年5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丁玲抱着幼子找到邵力子等国民党要人营救，却坚决拒绝丧失政治原则的条件。不久，丈夫和另外四人在上海龙华监狱中被集体屠杀，成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丁玲继承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作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她的入党仪式。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1年12月，丁玲与地下党员、为史沫特莱任翻译兼秘书的冯达结为夫妻。这次婚姻却引出不幸结果，使丁玲在半个世纪中总被政治阴影所笼罩。1933年5月，冯达在上海被捕后供出了其家庭住址，旋即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转至南京幽禁(丁玲于1936年夏逃离南京后，即与冯达一刀两断)。她被秘密逮捕后，国内大报纷纷登出了“国内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日前失踪，有人怀疑是被绑架或被杀害”的消息。丁玲的“失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柳亚子、杨杏佛、罗曼·罗兰等国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左联及其他文艺团体，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运动，对国民党的迫害与绑架等卑鄙行为予以揭露和谴责。且当一度盛传丁玲遇害时，鲁迅先生曾悲愤地写下《悼丁君》的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国民党当局为此采取了软化手段，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都曾经来劝她发表反共声明或自首，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但都遭到丁玲的坚决拒绝。1934年4月，国民党当局迫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对她的监视稍加放松、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她便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表面上有限的“自由”，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迫切希望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却一直没能找到，很是困惑。直到1936年4月，丁玲打听到李达、王会晤夫妇住在北平，她认为李达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声明脱党，但仍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一些党员有联系，通过他们或许可以找到党组织。于是她在五六月间，便设法到达北平找到李达夫妇，结果却令她失望。但当她向王会晤(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担任教务工作)打听在北平有无其他熟人时，王有意无意地说了句：曹靖华(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等几所大学受聘任教)在中国大学教书……在感到失望之余，丁玲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丁玲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以《希望的阳光》为题那一节中写道:“我并不认识曹靖华，但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一点火光那样高兴，好像有一种本能的对他的信任。我立刻请王会晤转告他，说我要见他。他慨然允诺，可以说他热情地答应了我……”

    在王会晤的引荐下，丁玲第二天就见到了曹靖华，而且是立即“把心事全部向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不，应该说是朋友，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一定要找到党……”丁玲之所以一见面就向曹靖华敞开心扉，是因为丁玲早就知道他是“《铁流》的译者，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鲁迅先生有很亲密的交往”。他们“像一对老朋友，像亲密的战友商量开了”。曹靖华慨然应允设法将丁玲的情况和愿望托鲁迅先生转告党组织，并要她先回南京等候消息。

    丁玲在她的回忆录《希望的阳光》一节中继续写道，回到南京，“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晤。他更不会想到我能见到曹靖华……”那时国民党特务机关虽不像最初绑架丁玲时，日夜派打手在她住的房间里监视她，而实际上她仍时时处在特务、打手、变节分子的暗中监视之下，这位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的“转向者”姚蓬子，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到她身边的鹰犬之一。

    一周之后，经过曹靖华的积极努力，党组织果然派人来找丁玲，并帮助她最终逃离了南京。以后又辗转经西安奔赴延安，成为到达中共解放区的第一位知名女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为此还填过一首词赞扬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在回忆有关与曹靖华会见的那段往事时，深情地写道:“就在这几十分钟的会面中，解开了我几年来的痛苦和积虑，打开了我回到党里的大门，尽管曹靖华那时还不是党员。我便从这一点缝隙中得到了阳光，我是从这一条涓滴细流中流出去，而奔归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从这里开始。曹靖华决不会想到在这几十分钟里他发生的巨大作用；他绝没有想到从此产生的我对他的深厚的终身感激之情……”

    据曹靖华的儿子曹彭龄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年幼愚顽，大人有客，绝不愿陪在一旁枯坐，常常只是在父母招呼下，去向客人鞠个躬，尽罢“礼数”，便转身去院子里疯玩。大人们谈些什么，向来不注意。丁玲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屈辱与折磨，还被关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丁玲平反复出后的那几年，彭龄又多在国外奔波，丁玲和他父亲曹靖华谈过什么，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据丁玲的丈夫陈明(1942年两人在延安结婚)回忆:“曹靖华先生在北京法宪胡同住时，丁玲和我去看过他。隔了20多年，1979年我们从外地(丁玲和陈明当时在山西农村劳动)回北京，也去看望他。谈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谁也没有谈过南京这段往事。”

    曹彭龄接着回忆说，他也从未听父亲曹靖华谈起过那段往事。但我知道在那“如磐夜气压重楼”的黑暗年代，父亲曹靖华通过鲁迅先生和其他途径，推荐、介绍过多少向往光明的青年，挣脱魍魉世界，奔赴延安，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彭龄曾不止一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些也已白发斑斑的老者在儿孙陪伴下，从外地来北京探望父亲，一见面便指着曹靖华对儿孙说:“这就是我总向你们念叨的曹伯伯(爷爷)，当年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父亲听罢，总是宽厚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