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像（资料图片）

    诗文惹祸端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汪洋恣肆的诗文，但也曾因诗文而被罗织“指斥乘舆”的罪名而险遭杀身之祸，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乌台是宋朝时期国家的监察弹劾机关。其职权是对朝廷和各州府的官吏及皇亲国戚进行监督，并对失职、渎职、违规违法的当朝文臣武将进行纠举弹劾。为了保证他们职权的行使和对他们工作的支持，朝廷还规定御史可以“风闻奏事”，即仅凭传闻发现官吏中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即可直接上奏皇帝而不必事先核查事情的准确性。御史台本身就设有监狱，可以直接拘禁、审讯犯人。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苏轼持反对态度，上书宋神宗，对变法提出不同意见，为此遭到御史谢景温的劾奏和变法派的中伤与围攻。苏轼气涌如山，一怒之下自请调出京城，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府等地方官。在地方任职期间，他走村串户，体察民情，发现新法实施中的不少弊端，便“以诗托讽”，并期盼能“有补于国”。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略叙自己过去无政绩可言，谢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此时朝中风云变幻，一些追求高官厚禄的投机者混入变法派，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与保守势力之间严肃的政治斗争演绎成争权夺利的倾轧，苏轼成为其中的不幸者。御史中丞李定和监察御史何正臣从苏轼《湖州谢上表》中摘出“追陪新进”“老不生事”等句，诬其讽刺变法派“新进”，喜欢“生事”，是侮慢和影射朝廷，又从苏轼所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等诗词文章中寻章摘句、牵强附会，拼凑成弹劾奏章，呈报神宗皇帝。

    李定、何正臣弹劾苏轼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而监察御史舒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并要求神宗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在众多御史的群起而攻之下，不明真相的宋神宗犹豫不决。他原知苏轼曾有反对新法的言论，现在又听说他的许多诗文“讪上骂下”“无尊君之义和亏大忠之节”等，便信以为真，下令御史台将苏轼捕京问罪。

    苏轼的好友、驸马都尉王诜闻知此讯，立即派亲信通报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快马赶往湖州，告知苏轼。

    前来拘捕苏轼的钦差大臣皇甫遵抵达湖州后，径直奔向湖州公堂。正在衙门代理公事的祖通判见皇甫遵神情严肃、仪仗威严，赶忙去后堂给苏轼报信。苏轼来到大堂，见皇甫遵表情凝重、视如无人，以为死罪临头，上前从容说道：“臣自知得罪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只求让我先回去与家人永别。”“不至如此。”钦差大臣亮出诏令，宣布拘捕苏轼。

    苏轼的妻子王氏痛不欲生，抱着苏轼泪如泉涌，苏轼倒很镇定，对王氏说：“宋真宗时有一位诗人叫杨朴，被人诬告，真宗传见，问他能否作诗，杨朴说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作诗送行否？’杨朴说只有老妻作了一绝：‘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后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苏轼风趣地宽慰妻子，并说：“难道你不能作首诗为我送行吗？”这句话把王氏逗得含泪而笑，眼见丈夫身戴刑具，被两个小卒如驱鸡犬般赶出衙门，押往京城。

    御史台随后抄了苏轼的家，搜走苏轼作的部分诗文，苏妻王氏说：“苏轼一生好作诗，诗有何用？”一气之下，一把火把残存的苏轼所作诗文烧个精光。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轼被关进台狱，李定及其同伙立即对其进行审讯，栽赃构陷、落井下石，欲置苏轼于死地。接连几堂问审下来，苏轼心里明白了，祸端竟是《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的一些诗文，而且被寻章摘句，欲加之罪的有几十篇。例如：“风霜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前半首描写天灾，后半首则反映执行新法过程中某些官吏欺压乡民的行径。再如《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苏轼对“诛骄虏”本是支持的，但反对为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反对朝廷派遣官吏到各地开矿、伐木、经商等，折腾得地方百姓鸡犬不宁。当时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为此苏轼在这首诗中对新法作了比较集中的批评。这本是真实反映变法客观效果局限性的，但统统被当做反对新法的罪证。

    坦率地说，苏轼的一些诗文的确触及了新法，但更多的“罪证”却来自李定、何正臣等人的诬陷与附会。比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之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首诗本是描述当地百姓为求得赏赐下水弄潮，时有溺亡的时风，但何正臣一口咬定这是在攻击农田水利法。又如“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只是苏轼看到百姓挨打的自惭心情，也被李定牵强附会为“心怀诡异，敌视新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定等人费尽心思寻章摘句、插圈弄套，编造罪名谋害苏轼，以至连宋神宗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一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舒等人就歪曲道：“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当审讯官员问蛰龙有无讥讽之意时，苏轼机智地回答：“王安石诗云，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审讯官照实记录，将案卷呈报宋神宗审阅，宋神宗阅后不屑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朝野不平

    宋神宗赦免苏轼

    李定一伙儿居心叵测陷害苏轼，引起朝野百官的愤愤不平和拍案而起。为苏轼仗义执言、鸣冤叫屈的呼声此起彼伏。苏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等先后上书宋神宗，要求赦免苏轼。继而，当朝宰相吴充、退休宰相张方平也都出面为苏轼说话，影响之大震动了京师。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