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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苏父子(2)

2013/7/5 10:27:09 点击数: 【字体:


 

    三苏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

    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论》),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文贵自然,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强调文贵有用,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斥苏氏父子兄弟之学为“杂学”,但对苏洵文章却很佩服,称“老苏文雄浑”(《朱子语录》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说:“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苏洵存诗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韩魏公(琦)》更是洵诗压卷之作:“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太常寺礼院编纂,曲台指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末二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轼存词三百多首,苏辙存词仅四首,写得最好的是《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山东诸城)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今江苏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弄清赏,鸿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阙从长年离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去年东武今夕”二句指苏轼为怀念苏辙而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几时有”)。苏辙词的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一面欣赏歌女唱曲,惊起群群汀州鸿雁,够快乐了。但好景难长,下阙从今朝欢聚,想到明朝离别,发出一片悲凉之音。前三句写“坐中客”的装束,四五句感叹光阴易逝,盛时难再。接着以“今夜清樽对客”的欢聚之乐,反衬“明夜孤帆远驿”的别离之苦,而展望未来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三国时王粲那样“相对永登楼”了。这个“永”字,语重千斤。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子由相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其语过悲。”“悲”而且“过”就在于下阙,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就是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首词,也有催人泪下之感。苏轼觉得弟弟太伤感了,在和词中安慰道:“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并想象弟兄双双相亲相爱同返故里的情景说:“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贬所。

    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什么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澹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秦观《答傅彬老简》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解读三苏父子

苏轼书法——《黄州寒食帖》

解读三苏父子
 

苏轼梅花图

    三苏是琴棋书画皆通的艺术家
 

    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三苏皆精书法;三苏均好画。

    词是宋代的乐曲,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苏轼《家藏雷琴》说:“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苏轼为了弄清雷琴的发音情况,曾把琴拆开来进行研究。《历代琴人传》引张衮《琴经·大雅嗣音》说:“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苏洵善弹琴,苏轼兄弟皆有《舟中听大人弹琴》诗,歌颂苏洵琴技,崇尚古乐而不满世俗之乐。苏辙的写法是由舟中听琴而联想到伯牙沧海学琴,末以“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独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点明主题。全诗以写伯牙学琴为主,读起来平和婉转。苏轼的写法是由听琴而生议论:“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絶,更爱《玉佩》声琅珰。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江空月出人响絶,夜阑更请弹《文王》。”全诗纵横恣肆,议论风生,与苏辙诗的平和婉转适成鲜明对比。

    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苏轼晚年贬官儋州期间曾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苏)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观棋》)

    三苏皆精书法,《中国书法大辞典》都收有三苏的书法作品。颜真卿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苏洵有《颜书》,前半歌颂颜真卿起兵反对安史之乱:“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充满了对义士颜真卿、颜杲卿的仰慕之情。后半歌颂颜之书法:“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穏,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末谓见了颜书,自己都不敢写字了:“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骏极有深穏”,“骨严体端重”表明,他颇善于把握颜书的特点。

    苏轼从小爱好书法,少年时代曾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栖云寺读书,在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在宋代四大书法名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前茅,是与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东坡先生墓志铭》)分不开的。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这种信笔书写,无需推求的“无法”境界,是通过长期的依“法”练习获得的,是以“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劳动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才批评那些没有学会正楷就在那里胡乱作草书的人:“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楷书)行(行书),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立正),行如行,草如走 (跑)。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前提,“意造”必须以苦练为基础。苏辙的《石苍舒醉墨堂》诗也说:“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这也同样说明了只有“弄笔久”,才能“得书法”,只有苦心“经营”,才能“舒卷功随手”。

    三苏均好画。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画家,净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所画水官(水神)赠苏洵,苏洵撰《净因大觉禅师以阎立本画水官见遗,报之以诗》来表示感谢。诗的大部份内容是描述这幅画的:或写水官:“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或写从臣,说他们“矍铄相顾失,风举衣袂翻”;或写侍女,说她们“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这些描写都很形象,见诗如见画。诗的结尾更别开生面,苏洵没有向大觉琏师直接表示感谢,而是说阎画“见者谁不爱,予者诚已难”。但是,“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这样结尾就不落俗套,比直接以谢语结尾有味得多。苏轼《次韵水官诗》叙云:“凈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以诗,谓某‘汝亦作’。某顿首再拜次韵,仍录二诗为一巻以献之。”此称其父为“编礼公”,嘉祐六年(1061)七月朝廷才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礼书。故此诗必作于苏洵晚年。苏洵还曾向文同(字与可)索画,有《与可许惠舒景,以诗督之》诗。苏轼《四菩萨阁记》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为了使父亲“一解其颜”,苏轼曾“以钱十万”,购得吴道子画献与苏洵。在苏洵所珍藏的百余幅名画中,此为压卷之作。

    苏轼二十一岁曾在成都净慈寺为镇守成都的张方平画像,后来与文同成为文人画即湖州画派的开创者。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总结文同绘画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胸有成竹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谓“熟视”,就是仔细观察所要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同时就在进行艺术构思,使所欲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对象完整地呈现于胸中。他在《书蒲永升画后》中说:“始(孙)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纸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奔屋也。”“仓皇”、“甚急”、“如风”、“须臾”,正是灵感爆发,创作激情高涨的表现;而这种灵感突发是建立在 “营度经岁”,即长期酝酿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营度经岁”就不可能有“须臾而成”。

    王维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和画家。苏轼曾称赞王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题蓝田烟雨图》)。当时在开元寺东塔,有王维画的真迹,他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说:“摩诘(王维)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这里同样强调了王维诗画相通,诗情画意融成一体的特点。吴道子名道玄,是唐代名画家,世尊为画圣。宋时开元寺和普门寺都有他的真迹:“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可见吴道子的画以“雄放”为特色。苏轼本人就是画家,他很推崇王维和吴道子的画: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在二人中尤其推崇王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辙经常反驳苏轼,他在同题诗中针锋相对地反驳其兄说:“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倾国,马能一蹴至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在苏辙看来,壮马奔驰是“刚杰”之美,美人嫣然一笑是“软美”,对二者不应有所轩轾。其实,苏轼在这里是在比较文人画和画工画的高低,他并不否认美的多样性。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他们兄弟在美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问题上,实际是没有分歧的。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文化中国-中国网 201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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