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三苏”，人们都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是通才。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苏轼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而已。《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

    这里，我想比较全面地讲述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异同。

    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
   
    苏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他地位也很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

    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

    苏洵在《广士》中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不能为”，是说不长于此道；“不幸而不为”，是说不屑于此道。苏洵兼有二者，结果他这位“奇才绝智”之人就难免“有时而穷”了。

    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他在二十七岁后“发愤”于科举，而在三十七岁后则开始“发愤”于学术。这是苏洵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科举考试，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开始凭兴趣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过去是为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为文而文，没话找话说，现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才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

    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张方平与欧阳修是有矛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张安道（方平）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修）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

    苏轼兄弟的经历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着，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自称他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而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加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了年老的仁宗，指责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结果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轼制科考试“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实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吴育一人入过三等。司马光参与崇政殿复试，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之策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以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制词。苏辙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辞不赴任。这当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说：“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遗老斋记》)，一直担任幕职，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清朝冯绘所作《三苏图》

    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论家、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

    苏轼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还）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苏辙《龙川略志》卷三)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询意见，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立即召见苏轼，问 “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也不客气，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励苏轼说：“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宋史·苏轼传》)故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王)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鈇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苏轼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时望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虽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 (《颍滨遗老传》)。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县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