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有段经典独白,已成为永恒的话题:“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地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在一些重要关头,必然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
陈丹青最近接受采访时说,对中国人来讲,活着是最大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中国盛行“机会主义文化”,“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其实,中国文化还有另一面。中国人不只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也信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俗话,有着深厚的儒家背景。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从孔孟的话看,儒家一直致力于与乡愿、与功利主义作斗争。真正的儒家,拒绝圆滑和钻营,不会无原则无底线;他们追求行为方正,超越个人欲望,坚守原则和信念,不会为了谋求生存而损害仁德,而是奉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恪守仁义的原则。
当国家危难之际,吴阿衡奋勇抵抗清军入侵,力竭被俘,宁死不屈。这种人生选择,在传统文化背景中受到高度尊重,不但明政府给予“忠毅”谥号褒扬,清政府也将其事迹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而清初学者彭而述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开篇即写道:“天地有正气,钟于人曰浩然,与日星河岳并垂不朽。所以维持世道,表率一代者,端籍是矣。”将他作为可以“表率一代”的楷模。
但吴阿衡死后,却曾蒙受一段不白之冤,甚至现在仍有一些关于他的不实之词流传。明末清初,是一段纷繁复杂、风云突变的岁月,明清交战,官军与起义军交战,先是李自成攻占北京,随后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很多事难以厘清,难免有诸多流言和误传。
吴阿衡能从不白之冤中洗脱出来,与一个人很有关系。此人在战后前去寻找他的尸骨,并移柩北京,上书明政府“请恤恩典,荫如例”,并因此使朝廷下令由工部为吴阿衡治丧。
此人是吴阿衡的“妾”,但也可说是他的一位红颜知己,她不仅战场寻夫,还在大动乱中守墓十年,并最终让吴阿衡归葬故乡。
战后寻夫为君洗冤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由多尔衮和岳托率领,分左右两路大举南侵,突破墙子岭和青山口,会师通州,横扫京郊,继而南下山东,大肆劫掠。
吴阿衡即在这场战争中死难。关于吴阿衡之死,有传言说,他是“酒醉不能起,被杀”。说当时监军太监邓希诏过生日,总兵吴国俊拉着吴阿衡去祝寿,两个人都喝高了,因此导致指挥不力,被清军突破墙子岭。
这种说法无疑是当初的不实传言,而今人不加考辨,在网络上轻率引用。
墙子岭位于北京密云东80里,被视为守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岭上筑石城,城高二丈五尺,宽一丈三尺,城楼为砖石结构,坚固无比。关前二里的山顶上有烽火台,可望见数十里外的敌人,一有敌情,立即点燃狼烟发出信号。作为蓟辽总督,吴阿衡的驻地在墙子岭内的密云,即便他真的曾经酒醉,也不至于仓促间被清兵突袭杀死。酒醉被杀的说法,不管说的、传的,都没过大脑。
事实上,清军突破墙子岭用了数天时间。他们在名将岳托率领下,“蚁附而上”,双方血拼数日,总兵吴国俊畏惧逃跑,前来支援的吴阿衡孤军被困,力竭被俘,不屈而死。
《明史》对吴阿衡的事记述不多,但足以说明他是英勇殉国的。《明史·庄烈帝(崇祯皇帝)》说,“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明史·卢象升》则说:“九月,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山口,杀总督吴阿衡,毁正关,至营城石匣,驻于牛兰。”有人在雍正年间《密云县志》上,找到了明末赵万域的《墙子路吊吴总制鲁参将》,作为证据为吴阿衡辩诬:
“墙子孤城当要路,官军免送书杨树。峰台日夜传炮旗,经略吴公总军务……日惨惨兮月不明,与土存亡敢受生。关已毁兮军无援,剖肝露胆赤心见。国破身死死如归,不肯求活存真面……几姓封王几姓侯,慨叹成仁万古休。”
1638年,当明军主力自西北驰援京师,清军大掠之后退走,而邓希诏、吴国俊等被处死,吴阿衡则由工部治丧、表彰。1644年,南明福王为鼓舞人心、力挽残局,给一批忠烈之臣补谥号,给吴阿衡的谥号是“忠毅”二字。如果吴阿衡是醉酒被杀,既不会有赵万域的吊文,更不会有这个谥号。“忠毅”二字,足以为吴阿衡正名。今日论者当用心考辨,人云亦云,会令英烈再度蒙冤。
关于吴阿衡的不实之词,源自当时明朝全社会的慌乱。在清军横扫京郊之时,各种流言四起,令人真伪莫辨。而此时,一位弱女子挺身而出,前往战场找到吴阿衡遗骸,发现“膝盖骨刮去,齿击碎,摇落强半,舌不存矣”。惨烈之状,足以令任何流言戛然而止。她将吴阿衡遗骸带回北京城,有质疑吴阿衡的大臣,借着换棺材的机会“欲以验虚实”。开棺之时,遗骸展露,全场震骇,无人能说出话,有人描述当时的气氛:“天地为之饮恨,鬼神为之泣血。”那些曾质疑吴阿衡的人,见到遗骸,也是“人人恸悼”,无限悲伤。
一个弱女子,几乎以一己之力,澄清流言,为吴阿衡正了名,让他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剪发为尼” 矢志守墓
这位女子是吴阿衡的妾,姓张,睢阳(今商丘)人。
吴阿衡倜傥不羁,性格奢侈,一生娶了不少老婆,张氏是他纳的最后一个妾。此女柔婉慧悟,更兼粗通文墨,“能窥书传大略”,为人“醇谨不佻”,因此深得吴阿衡“怜爱”。两人情趣相投,在当时的背景下,张氏堪称吴阿衡的“红颜知己”。
吴阿衡出任蓟辽总督时,张氏主动请求留在京城,照顾吴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这两个孩子“皆非张氏所生,母早死,张氏恩勤如亲生”。吴阿衡的夫人黄氏多病,“张为侍汤药,无倦容。”
清军大举南侵,蓟辽震动,告急文书一天三四传到北京,张氏对黄夫人说:“主人休矣!主人性情刚烈,又身负国家重任,当有蹉跌。郎辈幸在此,可为主人存孤。”
吴阿衡死讯传来,“举家失措”,幸亏张氏镇定,“命健足走探消息,得真耗。乃伏阙上书,愿亲检骸骨归葬,并为吴公请恤恩典,荫如例。”
一个多月后,大乱渐息,张氏身着麻衣,前去寻找吴阿衡下落。几经曲折,她找到吴阿衡一个“常在左右”的老兵,得知吴阿衡遗骸的下落。看到遗骸的惨状,张氏悲痛欲绝,“哭伏地,绝而复苏者再”。最初的悲痛过后,张氏对着遗骸慨叹道:“天乎!君得死所矣!”
她将吴阿衡的尸骨“敛含如礼,载京城西郊古寺旁”。经上报,朝廷“诏工部为公治丧”。张氏的本意,是让吴阿衡归葬故乡方城,但这个时候,李自成已重新崛起,在河南发展壮大,“中州流氛甚炽,所在郡邑,陷没宛叶,大河以南,路绝行人。”她只得将吴阿衡暂时葬在京郊古寺旁。
几年后,李自成攻占北京,张氏为黄夫人及两个儿子准备盘缠,“潜遣归里”。她自己“剪发为尼,黎面垢衫,褴褛百结,自毁为业。椎舂自给,大抵不离墓侧”。靠着给人洗衣服、舂米为生,张氏在墓旁守了8年,连带此前几年,在北京为吴阿衡守墓共约13年。
在艰难困苦中,张氏为何能矢志不移?各种情由,难以详知。除了两人曾有的情感外,遗骸之惨烈带来的震撼,大约带给了她坚守的意志。按照我们的推测,吴阿衡死时,张氏有20多岁,从20多到30多,是人生最好的岁月。她为夫守墓十年,不仅身处和平岁月的我们难以理解,同时代的人也大为赞叹,称其为奇女子,认为身当乱离之世,生计艰难,“婉转峨眉,何处不可偷生?”而她“誓死靡移,坚贞蒙难……张氏之所以报吴公者,诚厚矣!”
张氏的目的,并不是守墓终老,而是让吴阿衡归葬故乡。她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1651年,她打听到吴阿衡生前好友王铎在北京的住址,遂上门求助。王铎与吴阿衡“交成莫逆”,彼此视为“刎颈之交”,此时是清朝礼部尚书,他会出面助昔日好友归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