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地方的丧葬风俗

 
    在南阳的民间，丧葬习俗有很多种，丧葬习俗也就是以丧葬为基础，在南阳的民间长期相传和沿袭下来的一种风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南阳民间的丧葬习俗也在随着年代的变革而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变化。
    
    旧时，在殷商以前，在南阳的民间人们就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到殷商时期，这一观念越加丰富和强化，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灵魂来自于天，属阳，主管人的精神知觉;魄来自于地，属阴，主管人的形骸血肉。魂魄相合人则生，相散人则亡。二者离散之后，魂升天，魄入地，最后复归于天地之气。魂入天后转化为神，魄入地后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对后人有庇护之效，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丧葬制度演绎至殷代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贫富的极大分化。二者存在以下差异：一是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一两个平方米。二是棺椁档次不同，贵族除装殓尸体用棺外，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做装饰，并涂以多层髹漆，甚至还附贴上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软埋于墓坑中。其三，贵族墓葬中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中绝无人陪葬。其四，贵族墓葬中陪葬品数量多且高贵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中的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常被活人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
    
    到了西周时，在丧葬方面，依据活人依宗室生活在一起的做法，人死之后，墓葬也是根据同一家族的具体情况而有规划地布置安排，成片组成族葬，每一家族都有相对固定的茔地。葬制和葬俗都保持相对的一致，家族的各个分支，通过在成片的墓葬群中以远近结合成一定的墓组来予以体现。丧葬文化中所规定的种种礼俗，如墓地风水的选取、服丧期间的各项禁忌、祭品和冥纸安排上的差异等，在西周已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深植于民众的内心，逐渐形成民族的丧葬文化心理。这一思想体系对后世丧葬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春秋，仍然崇尚厚葬之风，在丧葬的一些礼制上，对西周的疏漏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此时的葬制，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礼记·五制》。)。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空前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于是铁器成为丧葬礼仪中的重要陪葬物。另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奴隶的社会地位，再加之奴隶长期与奴隶主进行不懈的斗争，所以自战国始，不再用人做殉葬品，而代之以木俑、陶俑，此实乃社会之一大进步。
    
    南阳的葬俗，在秦汉时期可谓是空前壮大，因为秦王朝的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越来越气派的局面。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这中间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前汉书·成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后汉书·明帝纪》。)“或至金镂玉匣，(木需)楩(木丹)，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潜夫论·浮侈》篇。)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不惜倾家荡产，墓葬中埋藏之丰富，做工之豪华，令今人叹为观止。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至汉代已有很大发展。汉代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上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除此之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面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深为死者不能再继续享用人间幸福而悲伤，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就在墓中摹仿人间生活，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以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雕刻技艺不仅表现于地面碑阙上面，而且还将大量石雕画埋于墓中，而今出土的大量汉画石刻成为研究汉代墓葬文化的珍贵资料。
    
    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还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能让人们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砖石砌作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再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在墓室装饰方面具有这样特点：南阳汉代墓室大多由石、砖、砖石混合三种建筑材料建成，而在石、砖上都刻绘有画，根据时代的不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汉画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在汉代贵族官僚的住宅、神庙和陵墓里的壁上都出现了绘画。南阳早期的汉墓多以建筑物为题材，画像多刻绘在墓门、主室门的主柱和门扉上，将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刻划入画面，以象征阳间住宅，南阳赵寨汉墓就只在墓门的主体和门扉上刻绘双阙和厅堂。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也影响了南阳汉画的内容。汉墓出现诸如“伯乐相马”、“狗咬赵盾”、“二桃杀三士”等歌颂智勇忠义的画像。例如，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中出土的历史故事画像约占人物画像总数的20%。汉代的谶纬迷信思想也影响到汉画的内容。在杨官寺画像石墓中开始出现白虎、双龙交蟠和执钺神人等画像，其意在辟邪、升仙。还有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情况的画面，如将骑射田猎、车骑出行、杂技舞蹈、舞乐宴飨等内容刻画在墓中，这些画常安排在墓的前室周围和主室二侧。在墓门上刻铺首衔环，凶悍的猛虎形象，用意在镇墓。在门上也有吉祥的朱鸟，象征死后吉祥如意。在墓葬盖顶上刻日轮和满月，日内刻三足乌，月中刻蟾蜍，日月周围繁星密布，还刻有长虹之类的天象图和二十八宿的星相图，这些都有占卜的意思，每一星相和天象都象征一种社会上的人事。同时也出现了伏羲、女娲画像，雕刻在主室两侧的主柱，这是人们对生殖的崇拜，希望在阴间也繁衍不断。?
    
    汉朝时，汉武帝以前，承接秦统，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于芸芸众生中极为盛行。敬鬼事神，建功修德，以求神鬼的点化而获长生不死，因此高祖建国伊始，便“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任巫行为国事，执掌祭祀，重大国事决策，常问巫占卜，故而在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鬼神气息甚浓，敬神而重巫，巫者成了联络人神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民众生活中，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出现了两大奇观：一是巫众，“范氏世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徒丰，丰居荆，故有荆巫。”(《史记·封禅书》。)二是庙宇繁盛。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阳五帝庙;武帝时，征服南越后，“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天坛，并祠天神上帝百鬼”(《史记·封禅书·集解》。)，致使“街巷有巫，闾里有祝”(《盐铁论·散不足》。)，鬼神观念，深入人心，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于其各自的内心深处，将宗祖崇拜与鬼神崇拜紧紧地凝结在一起，事死如生，甘愿竭尽财力去营造地下的生活环境。到了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谏为武帝采纳后，它的核心内容诸如“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天子受命于天”等被视为正统，极大地神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万民思想的合法工具，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君权、夫权因儒教解释的微言大义而与以前的神权并驾齐驱，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
    
    南阳历史上比较动荡的年代，是从汉末到三国，又到南北朝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因为那时战火连绵，经济萧条，官匪一家，民不聊生，盗墓贼人群生，统治阶级的地位亦不稳固，这样，人们在葬埋故去的亲人时，自然对两汉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统治者身先士卒，在薄葬方面迈出了一步，史书对此曾有较多述评。从三国开始乃至明清时期南阳的葬俗，东汉中期以后，封建王朝即将走完一个王朝由创建、鼎盛、衰退、灭亡这一周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使得战乱频仍，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外来佛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它宣扬的精神灵魂永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观念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加上东汉中期道教开始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的道士，他们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宣扬通过咒、符等手段加强对往来自由的鬼神进行管理。儒、释、道三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经过长期的斗争浸染，互取所长，渐渐走向吻合。从三教对人们丧葬意识的影响来看，儒教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人的行为意识起主导作用，道、释二教仅仅是强化了人们的丧葬意识而已。儒教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两千余年，厚葬之风和繁文缛节在汉以后各代均有表现，并屡禁不止，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限制了人们薄葬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故而在两汉时期，宛人不论家财雄厚与否，都甘心情愿将财富埋藏于地下。在葬仪方面，只因财力所限，仅有陪葬数量的差异，而没有厚葬观念的差异。上至贵胄富商，下至平民百姓，在对待厚葬这个问题上，观点出奇地一致。厚葬在封建社会一定意义上成了人们立身处事的标尺，如果敢于标新立异实施薄葬，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南阳丧葬文化承继的连续性，使得厚葬之风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在穿越各个朝代的历史过程中，对其内涵中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及时地予以吐故纳新，以致于恒生恒新，万世不绝，成为人们丧葬活动的鲜明主题。这是一则曹操的手册：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武帝纪》。)晋宣帝司马懿，也深感身后厚葬不妥，于是事先作了详细的交待和安排，“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宣帝纪》。)，要求其后人按照他的遗愿从事。自此开始，南阳民间崇尚厚葬之风稍有收敛。?
    
    隋唐时期南阳民间的丧葬，较之以往，最大的改观就是墓中置放彩绘陶俑，墓壁彩绘青龙白虎，墓顶绘日月星辰。宋元墓葬，使用仿木建筑结构的砖墓，并盛行焚烧火纸的葬俗。用纸扎制偶人、明器，在送葬的路上焚烧或堆放于坟丘之上。此俗与以往将大量财物埋于地下相比，实乃节俭之举。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结束了元末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社会经济在以后2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中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催生了南阳人们的享乐意识，加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大大开阔了明人的眼界，出现了反理学、重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人们对于金钱和享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热，社会各界为追求金钱而极富冒险精神。浮躁的社会心态，汇成这一时期振振不宁的社会情绪，对情欲、肉欲和物欲的贪婪追求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僭越之风，都猛烈地冲击着传统丧葬礼俗中的封建教条。世风轻浮侈靡，活人只图今日快活，哪管身后的一切，因此大多数人不愿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埋入地下，导致墓葬内容日益简单，随葬物品多由象征性物品取代。虽然如此，贵族富户之墓，因受地位、身份和礼制的限制和影响，相对而言，墓葬仍相当豪华。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明朝薄葬问题，此时的薄葬与魏晋薄葬之风甚为不同，明之薄葬只是不愿把钱财埋入地下，不等于在丧葬方面不愿多花钱。事实是，僭越尚奢之风对丧事亦有很大的浸染。每遇丧葬，丧主总是竭尽全力大摆筵席，酒肉酬宾，大行斋醮，设台演戏，全不以死者为戚，邓州府“丧则棺椁衣食，哭诵讣告吊奠，咸尊家礼。若夫客至张筵，伎乐杂，延僧供奉，讽经破狱，以及引发之日，冥器刍灵，充塞道路，务以华观为悦”。
    
    到了明清之后，经过多次改革和演变，葬俗才改除了传统丧葬上的弊端，具有一定的移风易俗意义，体现了时代进步和民众思想认识的提高。但是，由于丧礼不是简单的礼仪制度，其深层所包含信仰和观念的变化比礼节仪式的变改更难更慢，所以丧葬风习的传承性使自周秦以来沿袭已久的传统丧葬礼仪很难被全新的丧仪所取代。更何况，在南阳民间同姓相居，宗庙森严，即使有心变改旧礼之人，也会在强大习惯势力围歼责难下违心相从，以免落不孝不义之罪名。故而，在广袤的民间大地上，丧葬礼仪仍依旧礼而行，世人对传统丧礼中某些恶风陋俗的危害性未必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这就是传统丧葬礼俗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丧葬礼仪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都较大，而民间丧葬风俗，则变化较小，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近代，民间丧俗一般有如下程序：报丧，设灵，选墓，卜吉，辞灵，报庙，入殓，送城，出殡，行葬，安神等。死之后，每七天为祭日，请亲友前来悼念亡灵，直到七个七日共四十九天为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火化的产生和盛行，也随着人们的意识有所改变，人们才开始把丧葬的陈旧观念在人的意识中慢慢的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