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民

    京杭大运河历史跨度大，穿越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地区文化撞击、交融，演变出各类文化特性，完整保存了各个时代的历史信息，形成一条特征鲜明、内涵丰富、元素众多、遗产厚积的文化带。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风情各异。因此，杭州运河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

    内容上呈多元一体性特征

    其一， 南北文化的多元并存与融合。隋代开大运河后，沟通了洛阳等城市与杭州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北方先进的耕种技术。宋室南渡而定都临安，北方大量士人南下，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差异很大。从地域性形成的文化演变多元角度来看，“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南北风格特色迥然不同。如吴越文化聪慧机敏、经世致用；齐文化尚功利、求革新；鲁文化重伦理、讲传统；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特色都十分鲜明，对杭州文化的影响很大。杭州人文特征开始柔中带刚，人们在闲情逸致之余，行事作风趋向坚韧、硬朗，见义勇为的“杭铁头”精神应运而生，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明清时，杭州兴盛繁华，南北艺人云集、茶楼遍布、百戏杂陈，空前繁荣。运河沿线的剧种如越剧、评弹、昆曲、扬剧、锡剧、淮剧、山东梆子、吕剧、天津大鼓、评剧、京剧等种类，都可在杭州戏楼内找到其粉丝，南北戏曲的交流体现了从江南婉约细腻到北方激昂率直的渐变过程，为杭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多元印迹。

    其二，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与融合。沿杭州运河一带有汉、回、满、蒙等多个民族居住，信仰、习俗、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心理感情各不相同。如佛教寺庙有灵隐寺、净寺，伊斯兰教清真寺有凰凤寺，基督教堂有天主堂等，风格众多，各自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族和宗教色彩。各民族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和包容，使各族群众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其三，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交流沟通及和谐相处。元代大运河全线贯通后，杭州成为全国三大都会之一，同时通过延伸浙东运河通江达海，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欧洲、中亚、东南亚等国使者、商人、僧侣等来杭游览、经商和游学，使杭州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都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杭州后，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中国经历了上千年的农业社会，虽然发生了几十次大规模王朝更迭的战争，但大运河总是将历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运河漕运的基础作用始终未变，国家仍保持统一，各民族仍和谐相处，大运河成为国家统一强盛的象征。同时，南北文化的交流、包容、吸纳、融合，促进了汉字、汉语的普及和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形成，凝聚了“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等汉文化精神，推动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在风俗、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运河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始终以一体性为主线展开，又始终贯穿于多元性之中，使运河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并得到相对稳定的传承。

    形态上呈线性文化特征

    运河线性文化以沿河城镇及各码头、仓库、船闸、桥梁、堤坝以及其他各种文化载体的线状存在为特征，揭示了运河代表着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着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以及持续不断的交流等特点。这种线性的运河文化状态，好比一条流动的“丝带”，串起了运河沿线珍贵历史文化的粒粒“珍珠”，也将杭州各运河历史文化遗存串成一条长达12公里的文化景观带，反映了大运河哺育出来的文化价值之巨大。同时，线性文化的串珠成链效应，对整体提升杭州运河知名度，有着显著效应。

    线性文化特征控制了杭州城市的基本空间形态，奠定了“上到湖墅，下到江头”的沿运河走向延伸的城市格局。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河渠，构成了杭州城市的整个布局。城内交通四通八达，水陆具备。运河上漕运、商运、客运舟楫往来，一派繁忙。沿线塘栖市、湖州市、北关市、江干市等线性分布，蜿蜒绵长。“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是杭州运河线性分布的历史写照。风情独特的运河文化如“湖墅八景”等人文、自然景观的形成都与运河线性水景文化息息相关，如俯拾皆是的颗颗珍珠，使大运河成为杭州文化建设可供挖掘的宝库。

    运河线性文化特征诠释了运河与城市（杭州）的形成与发展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伴随着大运河的全线开通，为运河南终点杭州的繁荣带来了无限生机。大运河刺激了沿线村镇、集市商贸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杭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经济富裕带来沿线人口增加，商贸业更加繁荣。这样，反过来又促进了运河的兴盛。这条线状存在的运河真正成了历代杭州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在时空上积淀深厚呈时代性特征

    综观杭州历史，各时代城市文化的特色十分鲜明。春秋时期，吴越利用两国之间已有的运河，多次征战不休，越王勾践励精图治以图复国的事迹，催生了“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奇。对衍生吴越文化中刻苦自励，发奋图强的人文精神，影响深远。

    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使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终点，城市地位显著提升，为杭州吸收北方先进文化打下了基础，促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唐宋以来，白居易、范仲淹、苏东坡等先后主政杭州，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融入文化景观及山水美学理念，修井、治河、浚湖，开诗人特质市长经营城市之先河，举世罕见。对杭州这座被马可·波罗赞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的城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吴越推行保境安民，倡导和平，国人崇善。纳土归宋后，安定民生，社会发展。钱镠父子在杭州的建设规划上，锐意进取，功垂千古。如筑塘射潮，遏江水入河；设龙山闸沟通钱塘江和运河；引西湖水灌至运河，使之舟楫辐辏，富庶盛于东南。提升了运河对杭州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吴越时，佛教文化大兴，树起了杭州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白塔四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标杆，其中保俶塔与六和塔已经成为杭州城市的象征，白塔是当时运河入钱塘江的标志。

    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使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于一城的京都。南宋的杭州，是南北文化大荟萃的时代。由于北方战乱和朝廷南迁，“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一时间，杭州城内五方杂聚，商贾毕集，街衢喧闹，口味各异，方言纷杂。南下的中原文化全面渗透到本土的吴越文化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南宋的繁华，与运河密不可分，时人言：“自临安至京口，千里而远，舟车之轻从，邮递之络绎，漕运之转输，军期之传递，莫不由此途者。”当时沿运河两岸还设瓦子多处，满足百姓看戏等娱乐需求。书院和刻书藏书大盛。出版业兴起，小说书籍畅销，文化高度发展。

    元、明、清三代，因为有京杭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杭州仍保持着江南名城的地位。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称杭州为：“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明代，杭州城北一带的运河中舟行如梭，不分昼夜，街市繁盛，有“十里银湖墅”之称。明清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杭州一些富裕起来的市民生活开始由俭到奢，逐步向城市社会追求奢华的方向转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而是追求精神享受。文化上出现了纵情娱乐、现世享受的倾向。同时，重商向利风气盛行，以致社会上出现“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的拜金现象。清代，杭州街市里酒肆茶馆遍地，公馆林立。其中位于杭州元宝街的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居，规模宏大、用材精良、华丽壮观，堪称清末中国巨商第一豪宅。至今室内装饰仍金碧晃耀，美轮美奂，是清代杭州建筑艺术的传世杰作。清末，杭州延安路与浣纱路口驻有满蒙旗兵。辛亥革命后，这些旗人后代在“改朝换代”浪潮的冲击下，由旗下迁居百井坊巷，融入杭州市井，留下了那个时代杭州满、蒙、汉文化交融的痕迹。清末民初，随着漕运停止，运河衰落，市内部分河道填塞筑路，如运司河、涌金池水、三桥址河分别改为劳动路、涌金路、定安路、惠民路等。杭州市民逐水而居的习俗受现代交通观念的冲击而有所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运河杭州段焕发青春，自实施江河沟通、疏浚拓宽、水质治理等一系列运河综合治理保护开发措施以来，杭州运河水清起来，两岸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闹起来，大大改善了运河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2002年以来，杭州运河综保工程经多年的不懈努力，四次推出新运河。如今，申遗成功后的运河杭州段已成为融时代特征、具杭州特色，兼有景观、生态、文化功能的品牌之河，成为杭州版运河保护申遗的经典之作。

    由此可见，运河文化淌过历史，流向未来，是显示时代风貌、映射时代特征、追随时代潮流而动的先进文化。充分利用运河文化的丰富资源和优势，不断开拓创新，使运河品牌价值和恒久魅力得以保持永恒。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