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到新乡给同学过生日。宴会上，在当地某高校任教的一位同学推荐说：我们新乡历史悠久，文物底子很深厚，文庙里的大观圣作碑，你可以写写，既和我们教育行业有关，也和你们厚重河南的题材挂钩。

    第二天，我决意去拜访大观圣作碑。

    新乡市区不大，我所住的宾馆在红旗区内，算是老城区了。我撑着借来的雨伞，踩着泥泞，来到了西大街新生巷。小巷不算宽，路也不是很好走，但就在这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坐落着当地现存最为古老的庙宇——新乡文庙。  

    在讲求“庙学合一”的古代,文庙是个神圣的地方，既为了尊崇先师孔圣人，也可以传道授业，教育后人，新乡文庙就是如此。

    宋代之前，各地文庙的基本功能是举行释奠礼（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的一种），其规制在唐玄宗时基本定型。据《大唐开元礼》记载：中央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中祀，地方政府举行的释奠礼则为小祀，且程序严格。到了宋代，书院兴起，文庙与书院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释奠礼愈加普及，也进一步凸显了儒家的教育理念。

    新乡文庙的具体修建时间，已不可考，但据文庙保存的石碑记载，是“北宋熙宁六年庙，元祐四年修”。北宋末年，文庙毁于战火。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文庙得以重新修复。文庙原有棂星门、乾门、大成殿、东西廊庑、明伦堂、尊经阁、泮池等建筑，目前仅存大成殿、明伦堂等。

    大成殿是新乡文庙的主体建筑，上部为青色琉璃瓦，下面是朱红色的檐柱和山墙，殿上吻兽和脊兽曾遭到破坏，虽然少了这两个点缀，但整个殿堂依然美丽壮观。殿顶曲面而下，造型优美。殿堂三面环墙，檐墙用大砖垒砌，墙砖上印有“正德拾年武陟县造”、“正德拾年修武县造”、“怀庆府修武县造”等铭记。

    大成殿主要是为了祭祀孔圣人，体现其“庙”的功能，而明伦堂则体现了其“学”的本色。现存的新乡文庙明伦堂修建于明代，清代和近代重修。

    明伦堂四周筑有月台，卷棚硬山结构，灰色筒板瓦覆顶，檐下施斗拱，正面出檐，设有廊柱6根。

    在明伦堂内的东西山墙嵌有明代成化十二年立的《新乡进士题名记》、《贡生题名碑记》、清代嘉庆十二年立的《外翰题名碑记》、《岁贡题名碑记》、《恩拔岁贡题名碑》、《流芳碑》及《乡会题名碑》等7通石碑，上面分别记述了从明成化到清嘉庆时期文庙培养的进士、贡生的籍贯、职务、简历等。这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学校的名人堂，里面有从学校走出的各类人才，可谓荣誉和成绩的总结，既可以标榜于时代，又可以激励于后人。

    圣作碑均立于大观年间

    新乡文庙为新乡市文物保护单位，庙内有一处“省保”，就是蜚声中外的大观圣作碑。

    由于新乡文庙现处于新乡市红旗区政府院内，我去的时候正在整修，很多地方都盖上了塑料布，难得目睹其真容。我穿过文庙，来到后面的大院内，果然见有一通石碑。赶忙凑上去查看，只见碑额上几个大字“重修文庙碑记”，立碑时间是清康熙二十七年——敢情这不是大观圣作碑。碑的旁边，有一座五米多高的亭子，黄檐红柱，铁锁封门，我扒着窗格往里看，虽然阴雨天光线不足，但碑额上“大观圣作之碑”六个字格外醒目，着实是名家手笔。

    我很想一睹大观圣作碑的真容，就到红旗区政府说明采访意图，但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帮忙许久，最后没有找到拿钥匙的人。我只好趴在窗格子上，变换着角度观察大观圣作碑的容貌。

    据当地提供的资料显示：大观圣作碑，高4.47米、宽1.24米、厚0.42米，为龟趺座，碑额半圆形，上刻二龙戏珠和缠草图案，中刻“大观圣作之碑”双列六字。

    碑文四周浅刻着卷龙缠枝牡丹花边，下刻云气纹饰，碑体丰伟，刻工精细。碑文共27行，满行71字，共1200多字，由宋徽宗赵佶撰文并书，由书学博士李时雍摹写上石，蔡京题额。这三位都是当时顶尖的书法名家，因此可称得上是“三绝碑”了。

    大观圣作碑，也称“御制学校八行八刑之碑”，因立碑时间在北宋大观年间，也称大观圣作之碑。

    新乡的这通大观圣作碑究竟立于哪一年呢？新乡市博物馆信息中心姚香勤主任说，从碑文上看，是大观二年（即公元1108年）八月二十九奉诏将御笔“八行”摹刻于石，但具体立于何年何月，碑文则没有说明。根据史料推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徽宗曾下诏：“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唯太学用之课试。”大观圣作碑的内容涉及“八行”和“三舍法”，因此立碑时间应该就在公元1108年至公元1121年之间，但立碑是奉诏行事，对于皇帝的命令，各地官府一般都是雷厉风行，不敢拖延的，因此新乡这通大观圣作碑立碑时间应该是在大观二年或者之后一两年的时间内。

    宋代大观圣作碑国内林立

    关于大观圣作碑，除了河南新乡的这一通外，河北省赵县和平乡县曾出土两通大观圣作碑，一通现保存于赵县县城，另一通则珍藏于河北省文物馆；陕西也曾出土过一通大观圣作碑，现藏于陕西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山东泰山也有一块大观圣作碑……

    虽然没有很完整的统计，但像新乡大观圣作碑这样保存完好的已经寥寥无几，或碑体断裂，或文字缺损，漫漶不清。

    现如今这些大观圣作碑已经成了极其珍贵的文物，以其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让后人赞叹。但在北宋大观年间，大观圣作碑则是遍地开花。当时根据宋徽宗的诏书，大宋国境之内，凡是学校门口，都应该立一块大观圣作碑，可谓凡有学校处，皆立圣作碑——既然是圣上的作品，就得普及天下。

    据清代《金石萃编》记载：“此碑（指大观圣作碑）今存山左较多，河南次之。这里的山左、河南，分别泛指太行山左侧和黄河以南，大致说来，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应该是保存大观圣作碑的地方。

    想当年，大观圣作碑天下林立，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相当重视教育。

    从“兵变陈桥驿”的宋太祖赵匡胤开始，有宋一代就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选择和制定了一种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士大夫的政治策略，逐步实现了“君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

    士大夫需要培养和选拔，就需要政府兴办教育，广开科举。经过唐末五代的动荡战乱，宋朝建立之初就开始大规模开科取士，到宋仁宗时期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体系，到宋徽宗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在学人数达到了二十一万名。

    宋代君主也经常身体力行，投身于火热的教育事业中去，北宋第三代君主宋真宗就亲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虽然有人批评这首诗赤裸裸地诱人以功利，但它却明白地反映了宋代的一种观念：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而获得的。宋真宗的这首诗后来演变成了民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科举鼓励了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读书求学的社会需求又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徽宗亲自制作了大观圣作碑，并立于全国，这无疑将宋代科举教育的热潮推到了一个巅峰。

    根据宋徽宗的诏书：将御笔“八行”摹刻于石，“立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

    根据宋代学制，宫学应该指的是王宫学校；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隶属于国子监；而辟雍为太学的外学，专门招收贵族子弟的“太学分校”；除了这些中央直属院校，地方各个州县及诸路军监也有各自的学校，此外还有兴起于民间的私塾、书院，等等。

    宋徽宗把自己制定的教育规则亲自手书并刻成石碑，立在全国各个学校门口，既说明国家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教育的高度重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赵宋王朝把教育当做控制读书人思想工具的一种体现。宋代学者陈亮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对此直言不讳：“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求自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