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豫军中原崛起

    正在举行的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以中原作家群的“中原崛起”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引起广泛关注。

    其实，早在1999年的春天，由河南文学院主持，在新乡小冀镇温泉度假村召开的“文学豫军”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河南等地的著名作家、批评家就集中研讨了河南作家李佩甫、阎连科、周大新、刘震云、张宇、田中禾等人的作品，后来有人在总结这次会议时，称之为“中原突破：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2010年，以“坚守与突破”为名称的中原作家群文坛在郑州举行，“中原作家群”正式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得到全国文学界的广泛认可。

    自现代文学以来，河南作家在文坛上一直相当瞩目，除了上述作家，还有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徐玉诺、师陀、冯沅君，贯穿现当代文学的李季、姚雪垠、李準，新中国成立后崭露头角的魏巍、张一弓、郑彦英、杨东明和诗人王怀让等。还有被称为“南阳作家群”的乔典运、二月河、周大新等都为文坛所关注。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河南作家有7部作品获奖，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东方》、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些作家的作品和奖项都使得“文学豫军中原崛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现象。

    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积累和凝固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原型状态，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河南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对“村庄”进行文化考察并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李佩甫的《李氏家族》、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象征体”。

    先锋形式土地根性

    河南作家的作品多以浑厚、大气和中正见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叙事能力、审美方式就一定传统而保守，相反，他们往往能以“先锋”的形式传达出“土地的根性”。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以一种“索源体”的结构，把耙耧山脉深处一个“活不过四十”的村庄的“向死而生”写得悲壮酷烈。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一种典雅、简约的白话体去探索中国生命的精神秘密。

    行者早年的作品《灵石不言》以一种散文诗的、天马行空的自由体方式书写了“汉画石刻”的精神和内蕴，冥想与哲思式的结构与语言非常恰切地暗合了那沉重而又灵动的物象与精神存在。

    河南文坛上有两兄弟的创作非常独特。他们同时在小说中虚构并创造“颍河镇”：弟弟墨白以完全先锋小说的形式进行思考，书写生命的断裂、异象、悖谬，极具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哥哥孙方友却以一种“新笔记体”的方式结构“陈州笔记”，典雅、含蓄，完全的古典主义笔法，极具风物志的特点。

    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作家李洱也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他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一改其他作家作品中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和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览式的、世俗化的乡村。叙事者是一个干脆利落的旁观者，完全的“零度”叙事——这在现代派作品中经常出现，但在乡土小说中却几乎没有。这一“灵光”消逝后的、去除“乡愁”式的乡村叙事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通向乡村的道路。

    记录时代寻求突破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社会发展方向，农村、农民问题，继之而来的是传统文化、乡土社会的存在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挤压过程中，中国的当代生活、中国的内在精神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在以什么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都需要作家去细细考察。在此过程中，河南及其中原文化，又一次成为文化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和精神方式变化最剧烈的地方，它正遭受着一种巨大的精神震荡。

    面对这样剧烈的历史变动，河南作家不负众望，也没有辜负这片宽广的土地。阎连科的《丁庄梦》、《受活》写出了当代农村生活的复杂变化；刘庆邦的《神木》从矿工生活入手给我们塑造了触目惊心的人性之殇；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写出了传统生活和传统美德如何在利益追逐中崩溃及如何重建自我的故事；刘震云的新作《我不叫潘金莲》讲述了一个女性的“上访”故事。这些作品都集中于当代乡村大地与现代性、农民与城市化的冲突，集中于当代社会和当代精神的主要矛盾，真正成为“时代变化的记录者”。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一种固守自我，反过来，“中原突破”和“中原崛起”也不意味着作家要远离文化原乡，它们以相辅相成的存在方式作用于作家的心灵与创作。这样植根于大地的书写，让河南作家拥有了不断出发和探索“中国精神”的力量。（原标题：中原崛起系列活动举办中原作家群掀起文坛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