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仆徙关，在新安当地一直流传，是个很熟知的故事，不过细细想来，这个故事似乎又疑点重重。

    杨仆徙关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东汉大学问家应劭在注《通史》时，言之凿凿讲了“耻为关外民”的故事。后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不仅完全引用，还增加了“以家僮七百人徙关于新安”等细节描述。这之后，南宋学者吕祖谦、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代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都对此说法深信不疑。

    不过，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

    比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清代学者沈钦韩等经过考辨，认为从时间上看，函谷关徙关在前，三年后杨仆才讨伐南越，为楼船将军，这三年里，杨仆一直是个司法干部，怎么可能对军事问题指手画脚，“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

    清代学者何焯更是质疑：函谷关乃天下雄关，就算搬迁，也应该是国家拨款，“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更何况，这么浩大的工程，怎么可能只700多个家僮来当“临时工”？搞成“豆腐渣”工程怎么办？

    杨仆徙关的故事，在班固的《汉书》中，就一句“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连杨仆的名字都没提。更要命的是，在《史记》中，太史公压根没提这个事。

    两大史籍如此记录，让杨仆徙关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显得很可疑。

    到了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辛德勇等人先后到汉函谷关考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梳理，得出的结论大致是：函谷关东徙300多里，从灵宝搬到新安，确有其事；这个东徙工程，可能是杨仆的建议；但函谷关东徙的根本原因，并非杨仆的“耻为关外民”心理，也非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而是汉武帝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做出的一项战略性部署。

    所谓杨仆徙关的故事背后，是西汉时期国内行政版图大调整、大布局的总体规划。

    函谷关东徙是京畿拓疆需要

    函谷关的东徙，首先源于军事上的考量。

    函谷关之所以被称为长安锁钥，就是因为它牢牢卡住了崤函古道。崤函古道是从崤山到潼津的一条道路，不仅地貌形态高低起伏，多沟涧峭崖，而且自古就是树木茂盛之地。

    秦汉之前，战车是军队最为重要的作战工具。洛阳师范学院的曾谦先生认为，由于崤函古道曲折狭窄，而自东向西的战车又必须经过函谷古道才能西行，哪一方占据了函谷关，就能取胜。秦穆公时期的崤之战，秦军在崤函古道遭遇埋伏，三员大将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函谷关是保卫长安的东大门。

    汉武帝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展开，中国古代的兵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骑兵和步兵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种。战车必须经崤函古道西进长安，而对骑兵和步兵来说，完全可以从其他更加狭窄的川道，甚至函谷关周围的山岭中通过，函谷关已经基本丧失了以关拒敌的屏障。

    曾谦先生举例说，唐代安史之乱时，在崤函古道发生过两次战斗，都出现了骑兵绕道他路“别径奇道”进行攻击的战法。这说明函谷关保卫关中已成为一句空谈。

    要搞一个真正能保卫长安的关隘，要么前置，要么后移（这也是后来潼关兴起的原因），汉武帝选择了将其前置300多里，搬迁到新安，这是出于京畿拓疆的需要。

    设置弘农郡增强京畿实力

    西汉的行政版图既不同于周代的分封制，也不同于秦代的郡县制，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实行了分封和郡县并存的“郡国制”。

    西汉初年，诸侯国势力坐大，不仅有英布这样的异姓王反叛，更有“七国之乱”的刘姓骨肉相残。景帝在扑灭了吴楚等国的叛乱后，大力削藩；汉武帝时颁行“推恩令”，把关东诸侯国分割成“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众多更小的王国。

    汉武帝一方面削减诸侯王的实力，另一方面极力壮大中央政府的势力：除削减一些诸侯王封地，设立郡县外，还变着法扩大中央直辖郡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不仅赋税直接上缴中央，而且还是中央军（南北二军）的主要兵源地。如果扩大关中地区的疆域，最为间接的办法就是函谷关东徙。

    秦汉时，所谓关内关外，地域上就是以函谷关为界，而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函谷关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比如人们出入函谷关，必须由持有官府发给的通行凭证；严禁优良马匹流入关东地区，防止诸侯国骑兵实力增强；诸侯国的军队无诏不能踏入函谷关一步，等等。

    函谷关从灵宝迁到新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将灵宝到新安这一大片土地划归了关中管辖。这片土地不仅山林茂盛、土地肥沃，而且民风彪悍，人才辈出，既能为中央政府提供大笔赋税收入，又能提供兵员和官员——函谷关东徙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迫不及待地在秦汉两座函谷关之间设立郡县——这个郡，就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弘农郡。弘农郡辖11个县，治所在秦函谷关一带。

    弘农郡的设置，不仅增强了京畿地区的实力，而且使中央政府更有力地控制了关中东出的通道。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认为，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过一项“关中本位”战略，就是指利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

    函谷关东徙，无疑是“关中本位”战略的一个强化措施。

    “关中本位”战略扩大关中区域

    函谷关的东徙，不是面子工程，而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战略措施，但如果你以为仅仅如此，你又错了。对于这位千古一帝来说，函谷关东徙只是他强化“关中本位”战略组合拳的一部分。

    汉武帝时期，关中的疆域除了利用函谷关的东徙向东部拓展外，汉武帝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将诸多郡县划归中央直辖，这项政策被史学家称为“广关”政策。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公元前113年，“代孝王参，初立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义嗣。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朝廷徙代国于清河之后，恒山以西，便统统纳入中央直辖之下。

    “（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其他几个关与函谷关并列，这说明当时对匈奴防守作战最前沿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郡，被囊括于关中区域内，使朝廷得以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国防兵力，增大威慑关东地区的实力。

    由长江三峡和四川盆地东南缘再向南侧延伸，西汉初兴时，本来放弃了秦时已经“颇置吏”于彼的滇池附近地区，而与西南诸夷“关蜀故徼”。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复又新增设有牂柯郡，使得大关中区域的东南界，也比从前向外有所拓展……

    经过汉武帝的不断“广关”，大关中格局逐渐形成。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秦函谷关的灵宝，向东推进至汉函谷关的新安一带；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

    “广关”政策，将西汉中央政府的实力推到了巅峰，刘姓诸侯彻底丧失了和中央叫板的实力。而坐镇长安的皇帝，可以依托关中，虎视中原，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些隐蔽的历史，都悄然躲在那座搬迁来的汉函谷关身后……

    走在函谷关前，望着黄尘一色的关墙，感慨颇多，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与尚未知道的历史，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与尚未发现的遗存，都一直伴随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一起数着岁月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