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本有六经，为《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简称“诗、书、礼、易、乐、春秋”。但《乐经》久已失传。长久以来，历代文人均为儒家重要经籍《乐经》的亡佚而惋惜，抱着有朝一日能重见《乐经》之期冀。

    河南博物院藏有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的“熹平石经”残石三件，其中二块残碑文字全都与“音”“律”以及乐器（编钟）有关。这二件残石所刻内容似乎就是早已失传的儒家经籍《乐经》。因石藏河南，为阐述方便，将此两件“熹平石经”残石分别命名为“豫一”“豫二”。

    “豫一”共存十行47字（包括可辨识的残字），按照早年发现的《熹平石经》其他部分的“经文以隶书自右向左抄写，各石行数及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的书写规律，“豫一”这些文字分别是：

    编钟小变徴……编钟小徴均……编钟小羽均……编钟下变宫……

    ……相□祠中□……

    ……商均南吕第……（角）均应钟第……徴均泰簇第……（羽）均姑洗第……（宫）均……

    从以上文字看皆为中国传统音律（“五音十二律”）之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豫一”中间（右起第五行）文字“相□祠中□”，此行仅五字就有两个字辨识起来非常困难。“豫一”残碑是曾经断裂后粘接修复的，断裂及修复粘接的位置恰在此处，大概因此文字走形变样，辨识困难。另外，中间的这行文字内容明显与左右文字内容有别，应为篇章题目（据《熹平石经》其他研究文章：“每经分出篇章，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单占一行以示分别。”）。

    此行篇章题目文字中间清楚处可见“祠”字。《康熙字典》中祠“音詞。祭也”，清楚地说明了“祠”的意义与性质。“祠”字在《乐经》此处出现，至少说明音乐的祭祀作用，似乎也旁证了《乐经》所记为祭祀用乐。

    “豫二”共存八行29字（包括可辨识的残字），这些文字分别是：

    ……三重编……三重编……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

    以上文字内容几乎尽同，皆为“三，重编钟……”的重复，各行顶端文字残缺较多，但据笔画依稀可辨，参考“豫一”文字，其各行顶端均应为“第”字，即各行均为“第三，重编钟……”

    “豫一”中的“南吕”“应钟”“泰簇”“姑洗”皆为“十二律”中的律吕名。“豫二”文字的“三”（第三），当是指编钟在编钟架上的位置。《隋书·音乐志》载：编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湖北曾侯乙墓中的编钟即是分为三层布列：最上一排布列小的“纽钟”，中间一排布列稍大些的“甬钟”，最下也就是第三排则布列大型的“镈钟”。

    “豫一”文字中：“编钟”已经很清楚，“小”字应是指“小的纽钟”；“下”字，或是指此编钟悬挂于此排“小编钟”的“下面”。“变徴”“徴”“羽”“变宫”则是乐音名，即音阶序列之#4（变徴）、5（徴）、6（羽）、7（变宫）。

    而“编钟小羽均”与“商均南吕”“角均应钟”“徴均泰簇”“羽均姑洗第”“宫均……”中的“均”字，虽然字典上有多种解释，但《礼·乐记》“乐所以立均”之字义与此碑文字意最为贴合，此处“均”之字义是“宫调”的意思，就是说将没有绝对音高的乐音对应到有绝对音高的“律”上，即是将“商（宫调）”定位于“南吕”，“角（宫调）”定位于“应钟”，“徴（宫调）定位为“泰簇”，“羽（宫调）定位为“姑洗”。这与《晋书·律历志》所云之“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太簇为变宫”意义应该是相同的。

    “第”字则与“豫二”碑上“三”字上面的“第”字意义完全一样，下面应该接数字（一、二或三，指编钟架上的第一、第二或第三排）。

    据以上“豫一”“豫二”文字，应能看出全都与“乐”密切相关，那会不会是其他关于音乐的文献呢？

    《熹平石经》自北宋以来即备受重视，不断有人辨识考证，已被历代学者公认为“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的《熹平石经》之四十六碑皆是儒家经籍，《熹平石经》不会有任何儒家经籍之外的文献入选。”而在儒家其他经籍中从未发现有如此密集的关于音乐的内容。且《礼记·乐记》虽是谈“乐”，但通篇并无这两块残碑所载之文字。因此“豫一”“豫二”文字内容为《乐经》应该可以肯定。

    据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王国维所归纳的《熹平石经》“七经”中并无《乐》，应是当时所见资料不全所致。

    关于儒家重要经籍《乐经》的亡佚有多种说法。大多人认为《乐经》是亡于秦火；也有人认为《乐经》其实是其他文献（比如认为《周礼·春官宗伯》之《大司乐章》为《乐经》）。因《乐经》佚失得过于彻底，过去世间未发现《乐经》的任何吉光片羽，以至有人干脆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如清代邵懿辰就著有《礼经通论·论乐本无经》），近代部分持“疑古”“非古”态度的人更是对儒家曾有《乐经》之说持完全否定态度。

    至于《乐经》的亡佚时间，过去许多人认为《乐经》是亡于秦火。河南博物院这两块《熹平石经》残碑则证明，至少在东汉，《乐经》亦曾经以儒家经书的形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此后亦曾有四方学者云集洛阳观看、抄写。《乐经》的真正亡佚时间应该晚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焚烧洛阳宫室之劫。

    秦代战乱之后，民间仍然藏有各种儒家经本的抄本，因各家抄本的文字差别，汉代时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才有了《熹平石经》这种“官定儒家经本”立于太学。董卓焚烧洛阳宫室后，民间亦当有不少《乐经》抄本流传，但《乐经》这种具有明确指向性、对场所与环境有着强烈依赖性、只能在国家最高祭祀中所用的经籍与普通人渐行渐远，一般儒生再也不得见宫廷祭祀活动，“编钟”等乐器也从日常器乐中消失，学无以致用，这才使得《乐经》逐渐亡佚。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据《后汉书·蔡邕传》的记载，熹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里提到的是“六经文字”，亦可推知当时《乐经》仍然存在。

    《后汉书》中的《灵帝纪》《卢植传》《宦者传》中关于石经的记载皆是称“五经”，与《蔡邕传》所言不同。对此，清代翁方纲说：“《灵帝纪》所云‘诏诸儒正五经’者乃浑举之词，《蔡邕传》所云‘奏求正定六经’者，是核实之文也。”

    “豫一”“豫二”已经见到的文字虽仅76字，但已证明了不少中国古代音乐方面的问题。“豫一”文字反映的音阶布列，其“变徴”“徴”“羽”“变宫”即音阶序列之#4（变徴）、5（徴）、6（羽）、7（变宫），有别于一般“五音”的音阶组合，“变徴”音突出，是为演奏“雅乐”亦即宫廷用祭祀音乐而如此布列的。又据“豫一”所载之音阶布列，按照儒家经籍一以贯之的“中”观念，还可推测出此种音阶布列的编钟最宜用以演奏的乐曲之“宫调”。（原标题：探佚消失的《乐经》——河南博物院藏“熹平石经”残石内容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