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性普遍交往所展开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是今日世界诸民族的共同问题，也是当下中国道路及中国梦在其实现过程中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面对这一时代课题，需要把握好如下三重关系：

    理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促进中华文化的自我理解

    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产物。随着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即世界范围的普遍联系和交往，以往各民族间的隔绝和孤立被打破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跳出了地域性的局限，成为世界范围的精神产品和公共财产，民族文化也从地域性走向世界性。因此，对于所有民族来说，“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发展不是弱势民族的宿命，而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是客观的文化整合过程。

    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是决然对立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孤立文化形态。相反，愈是具有独特性的民族特质愈是容易获取世界地位，而愈是包容着多样性的世界精神才能有益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轻易放弃民族的东西，最终结局只能是成为被亨廷顿称作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世界历史”的目标与人类文明多样性共存的理想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从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向互动中思考人类文明模式，从世界历史的意义上知晓人类整体的存在状况，承担起民族文化发展的世界历史使命。

    一个民族自觉自愿地追寻文化之根，有意识地努力接续历史和传统，这是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世界文化的成长和不断介入，打破了各种民族文化的地域局限性，为中华文化的自我觉醒提供了契机。伴随着中华民族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民族，中国民众对自身文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得以增强。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本民族文化的河道内汇流成河，然后才能汇聚成世界文明的汪洋大海。在坚持文化建设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自觉参与到文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这种具有全球意识的文化自觉，开辟、拓展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接轨的道路。

    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

    文化自觉除了要全面理解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还要深刻把握本民族文化的起源、演变、特质与发展趋势。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不断进行文化的自我反思，才能够在“世界历史”所推动的现代文化世界里实现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和定位。经济上的后发展理论证明，后起国家完全可能只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形成竞争力。但是文化却不同，文化的历史维度是其最重要的向度。完全遗忘传统精神的历史性内涵，传统中那些独创的东西就会逐渐消失，文化也就失去了最强有力的历史维度的支撑。只有在适度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基于民族文化自觉所形成的中华文化软实力才能释放出长远的和可持续的能量。

    传统和现代并非截然割裂的两极，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虽然发生种种变异，但各个变体之间又一直保持着共同的主题和密切的联系。传统既强调道统的一贯性，也强调传承性，传统绝不是过去时，而是活在今天并将持续存在的文化有机体。因此，越是在社会发展的强大现实面前，越是在未来热烈的呼唤面前，越应该意识到传统与现实及未来的不可分割性。这种对自身民族文化历史兴衰缘由的洞察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积极表现。

    一个民族只有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中才能存活。但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受制于传统，相反，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过去与未来的生生不已的融合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不断流变生成的存在，民族文化传统也是如此，强调生生不息、不断转化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如此。实际上，200多年以来，正是在全球历史及文明的新格局中，并且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语）的历史处境下，中华民族文化开启了其艰难的现代转化。通过积极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养分，通过诉诸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运动，通过坚持不懈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中华文化逐渐锻造出适合人类文明并有益于人类文明重建的新的格局及形态，并最终成就了今日中国道路全面开启的文化基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在传统中的发展，在发展中的继承，中华民族精神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内容，成为世界文化最为亮丽的文化形态。

    还原中华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人类价值

    韦伯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留给后代大量的物质财富，却没有在他们身上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那么这个民族在这一代人身上就没有完成他的历史使命。这种伟大的人格在文化层面集中体现并凝聚为一种民族精神，“世界历史”的进程使得这种精神财富超越了其地域的局限性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具体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则在把它落实为展开自己生活世界的特有文化逻辑的同时，也由此确认了历史对于自身的意义以及自己与世界的联系。

    全球性经济秩序一体化和均质化加剧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竞争，这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自然性和完整性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使我们充分理解了中国文化既普遍又特殊的文化身份，认识到当代中华文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沃勒斯坦用杂色转盘作了一个比喻，当杂色转盘达到一定转速时只能看到完全的白色，但是组成它的各种颜色在其减速之后却会重现。“世界历史”的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运转，表面看来它似乎在制造一种趋同，一种单纯的白色；但实际上，在运动所包含的每一个静止的瞬间，五颜六色的文化都展示着它感性的力量。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观，这既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客观要求，此即费孝通先生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意。

    任何文化都有与其存在的特殊环境相匹配的独特价值，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文化前进向度上的可比较性。沙皇俄国当年一条法令把外国的影响拒之门外，导致随后相当长时间里俄国除传统的平面圣像外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绘画形式。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并且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秉持有容乃大的传统，从来没有把中华文化与人类文化对立起来，相反始终在学习与贡献的良性互动中自我建设。今天的中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在民族与世界的交汇处，实现着自身的伟大复兴，同时也使整个人类文化更加绚烂多姿。（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标题：“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