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王世襄于去冬故去，他的绝学奇才，不应随他而去。”王世襄2009年去世后，画家黄苗子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说葫芦》《锦灰堆》等十种代表作重新整理编排，结集为《王世襄集》出版，王氏绝学得以再度传续。

黄苗子的遗愿实现了。

    旧家庭中的“另类”

    1914年，王世襄的父亲买下了北京南小街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不久之后，王世襄在这座四合院里出生，一直住了差不多80年。

    在一篇文章中，王世襄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文化学者赵珩与王世襄有着多年的交往。在他看来，王世襄一生趣味的养成，与其年少时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24年到1934年的10年间，畅老（按：王世襄字畅安）是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读书。美国学校里大多是外国小孩，进行的是西式教育，给学生很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在这所学校宽松的学习环境中，王世襄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他甚至在英语作文中大谈鸽子。”

    从美国学校放学回家，则是又一番情形。父亲为王世襄延请了饱学的国学老师，每天讲授两个小时，直到他进入燕京大学才停止。王世襄回忆说：“老师十分认真，从文字学、经史到诗词、骈文等都教。但除了诗词我比较喜欢，学到了一些以外，其他各门都没有用心去学，实在辜负了父母和老师，不过文言文还是勉强能写的。”

    赵珩认为，相对自由的西式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共同造就了王世襄。

    “畅老玩的东西都比较‘邪’，也比较苦。为了这些爱好，他常常早上三四点钟就得起床，捉兔、捉狗都很费力气，为了让鹰落到手上，得把手掌裹满了布才行，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即使在旧家庭中，也称得上‘另类’。”赵珩说。

    不是“玩家”

    上世纪80年代，已是古稀之年的王世襄，终于有机会把儿时的诸多爱好写成文字：喜欢斗蟋蟀，整理出《蟋蟀谱集成》；爱好养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直至《说葫芦》《锦灰堆》，更不用说最为人称道的《明式家具研究》。

    “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这是启功对王世襄作品的评价。黄苗子则说：“他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众学的人。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深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

    年少时面对“纨绔子弟”“不务正业”的指责，王世襄不改其志。到了晚年，面对蜂拥而至的褒奖，王世襄依旧淡然。

    诗人邵燕祥总是从朋友处听说，王世襄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骑自行车倍儿帅，一手扶把，一手夹着案板，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还是球迷，傍晚穿着背心、短裤，骑在车上，又是单手扶把，一手拿着大芭蕉扇，径奔东郊工体门口等退票。

    赵珩常常在王世襄家中见到各色民间工匠：有的剃着光头，有的背着布包袱，有的身上满是尘土，王世襄和他们谈匏器、讲鸽子，“眼神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代，非常真诚，那是真性情的流动”。

    赵珩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清晨，王世襄进了他在和平门的家，一只手抱着刚从早市买来的大冬瓜，一只手提着照相机，穿的是圆领汗衫，跟大街上别的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更寻常。“他听说我家有一件明代的‘气死猫’——一种用黄花梨拼装的柜子，特意过来拍照。”

   “现在很多人把畅老称为‘玩家’，我并不赞成这种称谓。其实他的‘玩’，是一种真性情，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赵珩说，“畅老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为人所知，他的学问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也借势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所能做的事却绝不止于此。50年代的畅老正值盛年，却命运多舛，默默无名。这不仅是政治环境造成的，也是学术环境造成的。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畅老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一个包容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正常的社会。”（原标题：《王世襄集》出版——奇人远去绝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