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河故城遗址 刘强 摄

　　吐鲁番，火焰山的故乡，一个写满传奇的地方。古代丝路要冲的高昌之地，就在吐鲁番。近日，笔者随《洛阳晚报》组织的“重走丝绸之路”文化采风团到达吐鲁番，考察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柳中城、阿斯塔那古墓群、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汉唐时期的文物遗迹，在这里处处可以看到洛阳的印记，感受到洛阳与吐鲁番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

　　1、绿洲之中仨“古丽”

　　吐鲁番地区古为车师前国，两汉置戊己校尉，建高昌﹑交河、柳中等壁垒，置屯田。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建高昌郡，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皆为凉州(或沙州)的属郡。公元444年北魏灭北凉，北凉残部西迁高昌，公元460年为柔然所灭，立阚氏为高昌王。以后，张、马、麴氏相继据此称王。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灭传国九世、立国一百三十四年的麴(qū)氏高昌王国，以其地置西州。9世纪中叶后，为回鹘所据。

　　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柳中城分布于吐鲁番市周边的绿洲上，如盛开的三朵“古丽”(维吾尔族语“花”)，她们承载了古高昌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古丝路的繁华和喧嚣。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火焰山南麓木头沟河三角洲，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高昌故城呈长方形，周长5.4公里，分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夯士筑成。全城有九个城门，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好。目前保留较好的建筑物是外城西南和东南角两处寺院遗址。

　　高昌故城是高昌王国的都城，其建筑格局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形成的。麴氏高昌的开国君主麴嘉即位于北魏迁都洛阳后，他岁岁遣使进贡，仿北魏洛阳城重新规划建设了王都。

　　交河故城遗址位于吐鲁番市西郊10公里牙尔乃孜沟两条河交汇处30米高的黄土台上。这里原是汉代车师前国都城，后为十六国时期高昌郡、高昌王国和唐代西州的军事重镇，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

　　交河故城大体为唐代的建筑。故城四面临崖，在东、西、南侧的悬崖峭壁上劈崖而建三座城门。城内市井、官署、佛寺、民居等建筑布局，与隋唐洛阳城相似。但整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不论大小基本上是用“减地留墙”的方法，是从地表向下挖出来的，恰如洛阳常见的无数个天井窑院合理组合而成。这种建筑方式，起源于魏晋时期某些洛阳坞堡建筑，今洛阳西南的甘泉坞遗址就是这种建筑形式。

　　柳中城遗址位于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西域长史班勇曾率300兵士进驻。麴氏高昌时期，柳中改设为“田地郡、田地县”，并由王子任田地公管理该地。此城是高昌的关城，唐灭高昌时，首先攻破此城。《元和郡县志》记载：柳中城“当驿路，城极险固”。

　　元朝时期，吐鲁番地区战火连绵，三座城堡相继毁弃。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已列入“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22处申遗点之中。

　　2、沙丘古冢藏“秘籍”

　　斯塔那(维吾尔族语“京都”)古墓群位于火焰山之南、高昌故城之北约2公里的地方。这里是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在这方圆10多公里的戈壁沙丘中，堆积着密密麻麻的古冢，埋葬的是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的贵族、官员和平民百姓。500多号墓穴中，几乎所有的尸体都没有腐烂，而成了比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还要珍奇的干尸。由于气候干旱炎热，很多绘画、泥俑及其他成千上万件出土文物色彩鲜丽，保存完好。该墓群所葬多为汉族人，也有车师、匈奴等少数民族居民。

　　特别珍贵的是，这些墓葬出土了大批文书，即著名的吐鲁番文书，许多历史之谜在这些文书中得到破解。

　　唐朝贞观年间，高昌与西突厥结盟，阻断商路，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万均等大将征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高昌为唐所灭，太宗下《慰抚高昌文武诏》云：“其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等，朕并欲亲与相见，已命行军发遣入京。”《旧唐书·高昌传》说：“(麴)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

　　结果如何？史无交代。据出土文献证实，高昌王室及其豪右确实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至十八年(公元644年)从西州出发，到达东都洛阳，朝觐了唐太宗，后被安置于洛阳。

　　1964年，阿斯塔那5号墓和24号墓出土的唐贞观二十年以后的家信有助我们了解这批入洛高昌国君及其豪右的地位沉浮、经济生活状况和唐王朝的移民政策等问题。

　　这些家信有：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信两封；麴连、武通家信一封；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信四封。它们均是寄自洛州(洛阳)的家信。

　　从这些家信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这批入洛高昌移民的处境。例如从赵义深致阿婆的两封家信中，我们可知赵义深和其弟赵居子已迁至洛州。这批移民主要是迁居洛阳农村，也有居洛阳城内的。

　　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中也发现了高昌移民的踪迹，如敬善寺的“高昌张安”，石牛溪北的“高昌张口”等均系高昌移民留下的题记。假如不是吐鲁番文书的出土，高昌移民的归宿永远是个谜。

　　3、火焰山上访石窟

　　吐鲁番的石窟寺群有10余处，合称高昌石窟。高昌石窟始凿于麴氏高昌时期，以火焰山峡谷木头沟河西岸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最为著名。

　　麴氏高昌以佛教为国教，历代高昌王莫不礼佛。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大师西行经伊吾(今哈密)，被笃信佛教的高昌王麴文泰请去，玄奘经柳中城到达高昌，被拜为国师。辞别麴文泰那天，全城夹道相送，麴文泰亲送至50公里外的交河城。玄奘和高昌王麴文泰的故事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以致《西游记》中就有以火焰山等为场景而衍化出的美丽传奇。

　　“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族语中有“山腰”之意。窟群散布在约一公里范围内的断崖上，分三层修建，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

　　高昌石窟有丰富的伎乐图，是研究《高昌乐》的活化石。北朝时，代表高昌乐舞体系的《高昌乐》就已形成。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走廊时，高昌国王麴伯雅到张掖一带晋见皇帝，隋炀帝带麴伯雅于当年11月回到洛阳。次年春，麴伯雅娶华容公主，高昌乐师进献《高昌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等15种，共用乐工20人演奏。麴伯雅在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才携公主回高昌。唐朝时，《高昌乐》正式列入宫廷乐舞，奏出了华丽的大唐乐章。

　　告别吐鲁番，正是骤雨初歇、清风拂面之时，带上坎儿井的一壶清泉，离开了这片承载了太多的纷繁和精彩的神奇土地，向天山而行，那里有更多的故事和奇迹等待着我们。（郑贞富）（原标题：丝路漫漫接高昌——洛阳与吐鲁番的千年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