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截至2012年底，已接待海内外游客840余万人次。根据预测，莫高窟游客数量还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在促进敦煌和甘肃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莫高窟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专家俞天秀为记者讲解敦煌壁画数字化信息采集存储过程(摄影：本报记者 陈曦)

　　对于如何做好旅游文化开发和历史文物保护的平衡，为莫高窟保护研究孜孜不倦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有人经常指责说莫高窟‘过度保护’，我听了就很生气。莫高窟不仅仅是简单的文物单位，还是个‘文物库房’，不能让莫高窟在我手里留不住。”樊锦诗认为，应该在旅游开发和历史文物保护中寻求一种平衡，“数字敦煌”概念应运而生。“数字敦煌”概念提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即通过非接触式的数据采集及光学测量技术，把石窟的建筑形体、塑像和壁画的材料、纹理、质地等数据信息保存到计算机中，达到永久保存信息的目的。

　　孙志军1984年进入敦煌研究院从事文物摄影工作时只有19岁，到现在一干就是29年，他自己也不记得有多少风雨交加或阳光暴晒的日子里，扛着相机等器械爬遍莫高窟的每道沙梁采集信息。1999年开始的数字化工程，成为担任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的孙志军与同事们从事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孙志军告诉记者，数字化工作分成两部分，前期拍摄环节叫做“化整为零”，将每一幅壁画分成31厘米×47厘米的若干小份进行拍摄；后期电脑合成部分叫做“化零为整”，把前期拍摄的碎片式画面处理还原成整体壁画。

　　1999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国梅隆基金会与西北大学合作，开展146号洞窟和196号洞窟的数字化工作时，最初用135mm相机拍摄反转片，冲洗后用扫描仪传入电脑进行拼接，直到一年后，才从美国带来两台先进的数码相机……第一次开展数字化合作的4年里，孙志军和同事们一共对22个洞窟开展了数字化工作，但受技术条件限制，图片分辨率只有75dpi，成像条件并不好。孙志军说，那个阶段的工作是从实验到实践再到实证的过程，所有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为莫高窟壁画数字化处理和技术路线奠定了基础。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数字中心。

　　同国外机构的合作，使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有了先进理念和思路，不仅仅是数字概念的引进，设备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是一大收获。在洞窟内部的壁画采集工作中，敦煌研究院引进了电影拍摄时常用的轨道，在狭窄的洞窟中用轨道进行拍摄，可以大大提高图片后期拼接的吻合度。据孙志军介绍，完成一个洞窟的数字化工程需要很长时间，以61号洞窟为例，壁画面积为756平方米，整个拍摄环节用时两个半月，投入4个小组2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摄影师还有后期处理小组、专人负责现场监控，而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后期图片拼接上，一个数字化洞窟的后期处理时间往往要比拍摄时间多3至4倍。

　　在莫高窟以北15公里的戈壁边缘，经过5年建设，一个形如起伏沙丘、与大漠浑然一体的建筑——游客中心主体结构已经落成，当记者日前来到这里，将于明年5月投入使用的游客中心正在进行室内设施安装。“在这里，游客将获得与洞窟实景不同的感受和体验，特别是展示典型洞窟的穹幕电影，将洞窟的绚丽多姿充分地展示出来。”樊锦诗说，从保护、研究到展示，数字技术有着广阔的利用空间，用数字技术把敦煌魅力诠释清楚是她的梦想。

　　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通过10多年的洞窟监测、游客调查等评估分析，确定了直接影响各洞窟每日游客承载量的5个关键参数：25人的参观组人数，25人是讲解员在洞窟中讲解和管理游客所能承担的上限；每平方米两人的实体容量，即洞窟内每平方米两人是可接受的实际容量设置限度；13平方米的洞窟面积，即洞窟可容纳一个25人标准参观组的最小面积为13平方米；平均8分钟的洞窟参观时间，即莫高窟分8条线路参观，每条线路参观10个洞窟，每个洞窟平均参观时间为8分钟；不超过1500ppm的二氧化碳浓度，即洞窟可接受的二氧化碳浓度应不超过1500ppm。

　　樊锦诗说，希望更多的游客可以通过数字化陈列馆领略莫高窟的魅力，但数字化工作任重道远。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景区可持续发展，与其等到游客爆棚给景区带来压力甚至伤害，不如提早进行限流、合理规划。随着数字化工作的进行，莫高窟的开放模式也将发生变化：所有游客须通过网络、电话等形式预约后才能参观；抵达后首先观看数字电影、领略莫高窟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然后再进入洞窟，参观用时将由目前的两个小时延长为2.5至3小时。

　　对于莫高窟新开放模式实施后外界“看不到文物本体”的担心，樊锦诗表示：“敦煌决不会关门搞保护，洞窟依旧开放，在游客中心新增加‘数字敦煌’体验后，游客获取的信息和感受会更为丰富和充实。”与其他世界文化遗产一样，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也是为了使其可持续地保存和利用。（原标题：“数字敦煌”为石窟保护利用插上翅膀）